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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的毁灭主题相呼应，“美”的破碎也是小说悲剧性美学力量的一个重要根源。小说的主体当然是反思和书写历史的灾难，但是在这种灾难的边缘我们仍然不时地能遭遇“美”的亮色与闪光。作家对美好事物、美丽人性的寻找与向往不是为了去营构一种虚幻的美之乌托邦，而是为了借这种美好事物的毁灭来反衬历史的灾难，来反思历史的黑暗。因为，美越是纯粹，越是趋于极致，她的毁灭带给人的刺痛才越是尖锐和持久。这大概同样也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尤凤伟是一个书写民间传奇的高手，在《中国一九五七》中，“爱情”传奇无疑是最能体现尤凤伟风格的华章。周文祥和冯俐、吴启都和齐韵琴、张撰与王妃、竹川与她的乡村女子，这四对爱情几乎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情感主旋律，每一对爱情都如泣如诉，每一对爱情也都不缺浪漫、忠贞与甜美。但是同样，每一对爱情也都有一个悲凉的结局。在爱情悲剧降临的那一刹那，绝望弥漫在小说的天空，它激起的是我们灵魂深处经久不息的忧伤。而天真、可爱、善良的小建国的死，以及善于在“地狱”中寻找美与艺术的画家张撰的命运，也无不折射和象征了小说所描写的那个“黑暗的年代”对于美、童真、艺术和人本身无可逃避的巨大毁灭力量。
第五章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3）
四 “回忆”叙述与文体意识
我一直把尤凤伟视为山东最会写小说的作家。他是一个对于小说的叙述、语言、结构有超常敏感的作家，也是一个在艺术上极富想像力与创造性的作家。从“石门”系列到“抗战”系列再到这本《中国一九五七》，无论涉足什么题材，表达什么主题，尤凤伟始终都能保持那种艺术的纯粹性，始终都能让艺术的底色不因“写什么”的变化而褪色。而这绝非是一般的作家所能做到的。如果说，尤凤伟从前的小说因民间性的叙事和传奇性的故事而风格独标，多少有些沾了艺术表现领域陌生性的光的话，那么《中国一九五七》这部在一般作家手下难免会有主题先行、道德说教色彩的政治反思小说能完美地贯彻尤凤伟“真正的小说”的艺术理想，则确实让我们服膺了他卓越的艺术能力。我们当然现在还不能简单地给《中国一九五七》盖棺定论，给它以终极性的评价。但从个人的阅读感觉与艺术感觉出发，我敢说，它是我二年度读到的最为优秀的小说。说它优秀，不为别的，只为它的艺术，只为它的艺术纯粹性和艺术创造性。
其一，“回忆”的叙述学意义。《中国一九五七》是一部在叙述基调、叙述视角和叙述节奏、叙述语式上都非常和谐、非常统一的小说。庞大的题材、众多的人物、流动的地点……这一切对于小说的叙述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因为它往往会带来小说视点的混乱和结构的零散。而尤凤伟却有着把劣势变成优势、束缚变成自由的艺术魔力，叙述的难度反而为他的小说增添了摇曳的美感与魅力。尤凤伟在叙述上点石成金的武器，并不神秘，那就是先锋作家特别擅长使用的“回忆”。“回忆”作为主要叙述方式在这部小说中的成功运用确实显示了尤凤伟非凡的艺术匠心，也在技术层面上为小说的成功提供了保障。首先，“回忆”作为一种心理化的方式有助于赋予小说互不相干的时空、故事、人生以一个笼罩性的精神氛围，这实际上也就赋予了小说统一的精神秩序和统一的美学框架。说穿了，“回忆”的功能就是把万事万物皆收笼于心，它能真正超越具体时间、空间的束缚与限制，而给小说叙述以高度自由。其次，“回忆”既是一种主体的叙述方式，同时也正是小说反思政治、历史主题的一种“反思”方式，也就是说正是“回忆”使小说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反思”色彩，它是小说从“宏大叙事”走向“个人叙事”的艺术桥梁。在这方面，小说第一部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创举，作家以“强制回忆”的方式把小说的叙述方式与人生方式重合，取消了形式与内容的界限，真正创造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的艺术境界。再次，“回忆”使小说具有了统一的主观化叙述视角，它以“世界心灵化”的方式取消了小说叙述的现场感，把小说的真实性问题真正从现实逻辑中解放了出来。小说的叙述也因此更自由、更随意、更富于变化和现代感。
其二，无为而为的结构艺术。《中国一九五七》从结构上来看几乎是一种纯粹“非结构”或“反结构”小说。小说共分四部，每部以一个“服刑”地点为标题，内容则是叙述发生在这个地点内的故事，纯粹是空间性的并置，几乎未见任何结构上的安排。然而恰恰正是这种无为而为的“非结构”性小说，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小说结构的无穷奥妙。因为，我们知道，一件艺术品，当它的结构或其他方面成为一个彰显的、触目惊心的“存在”时，往往就意味着这个作品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当然，结构上的“无为而为”，也不是“不为”，而是“为”得自然，“为”得老到，“为”得了然无痕。这也正如我们常说的那句老话，“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技巧的境界”，但是“无技巧”并不是放任自流，并不是虚无，而恰是“技巧”的升华。表面上，“草庙子胡同”、“清水塘”、“御花园”、“我乐岭”四个地点，相隔万里，彼此并无内在联系，但在小说中我们发现它们其实却是在潜隐结构性上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这首先因为，这四个地点既是实在的，又是超现实的，它们有着虚化和象征的内涵，既在空间性上有对于“中国”的整体象征意义，又在功能性上有着“监狱”和“精神囚牢”的象征意味。其次，还在于，这四个空间地点在小说中又是有着鲜明的时间性意义的。空间的排列对应的是时间的流逝，空间其实正是推进故事发展的动力。第一部以狱中生活和K大生活相交织，交待故事的起因。第二部、第三部叙述劳改农场的生活。第四部对人物进行收拢，既是新故事的展开，又是对前面故事与人物的总结。某种意义上，四个空间地点已经具有了代表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逻辑关系与时间关系。再次，与四个空间地点相对应，主人公“我”作为贯穿性人物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结构功能。四个地方实际上代表了主人公精神炼狱的四个阶段，疑惑→焦虑→恐惧→绝望是主人公四个阶段的精神特征，也是小说结构的内在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