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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注意到了刁斗对“游戏”这个词的特殊青睐，他在好多场合都正面肯定过小说写作与“游戏”的关系。他一再宣称：“写作就是一种玩，一种比较高级的智力游戏。” ① 但是，刁斗的“游戏”并不是“玩文学”或亵渎文学的意思，也与世俗意义上的“游戏”有着不同的内涵。事实上，刁斗的“游戏”更多是被上升到哲学意义或精神境界的高度来理解的。在他这里，“游戏”既是一种艺术方式，又是一种艺术境界，既是一种人生方式，也是一种人生境界。正如他自己所反复阐明的那样：“艺术的游戏，美术、音乐、小说、诗歌，它们不伤人，反而是一种完善人的游戏，它们能够使你的内心空间无比地放大，变得很宽阔、很美好。”“艺术的游戏是一种人道的游戏。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人道的人，不忍心去伤害别人，所以我选择了小说这种游戏。在小说的世界里，我游刃有余，有海阔凭鱼跃的那种感觉，特别自由。”“我总是强调自己是一个小说的游戏者，但同时我的态度又很严肃。” 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游戏”也是我们阐释刁斗的小说所无法绕开的又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在刁斗的小说中，“游戏”首先体现为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并具象为一种生存状态。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游戏”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对世界、对人生居高临下的巨大蔑视，是一种“看破红尘”的超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拒绝与反抗。所谓“人生如戏”，正如前文我们说到的，刁斗小说的“自我”主体一直不乏游戏者的形象。“游戏”有时是他们面对苦难、面对世界时的一种被动“应对”方式，有时又似乎成了一种主动的选择。《身体》中的斯魅热衷的是一种两性间的“游戏”，“她喜欢看到一个个心存希望的追求者在一次次失望后心灰意冷。当然她需要男人的迷恋，还需要不止一个的男人迷她恋她；但她更需要的，却是她对男人那种迷恋所采取的拒斥的态度”；“在斯魅有了一个理想的婚姻后，她就更有理由对迷恋她的男人翻云覆雨了。也许这不是她的有意为之，只是天性使然，她让男人为她神魂颠倒，她却对其无动于衷，这的确是她在道德规范之内所能享受到的反道德的特殊快乐。”《重现的镜子》中的郭丰在众多男人之间的历险，也不无“游戏人生”的意味。《捕蝉》中“我”和W之间的肉体欢乐固然是一种游戏，而一号、二号、三号彼此循环的互相“窃听”，又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生游戏。在这里，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普遍的“游戏”的关系，恰如作者所说的：“窥视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循环干扰是无往不在的。”《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则更是呈现了一个制造“爱情”的游戏，从网络到现实生活、从古典到现代、从国内到海外，“游戏”是主人公们人生观的底色，也更是“爱情”的本色。而《解决》这部能够凸显刁斗在小说结构方面出色才华的中篇小说，其“游戏”的痕迹也是无处不在。严松、衣丹、钟祥三个毫不相干的人物，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他们的故事各为一章，各自独立发展，但又最终九九归一，因为一个“刺臀伤害”案件而以特殊的方式发生了逻辑上的联系。严松作为开端，衣丹作为过渡，而钟祥成了结局，故事的演进既出人意料，又环环相扣，颇能体现刁斗在小说构思方面的匠心。小说题目“解决”也有多重含义与寓意。首先，“解决”是针对主人公的精神状况而言的。在小说中无论严松的“刺臀伤害”热情，还是衣丹的明信片恶作剧，抑或钟祥最后对“刺臀伤害”的模仿，其实都根源于他们个人生活所遭遇的问题，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为了寻求对自我生存困境或精神困境的某种解救，只不过他们“解决”的方式和结果各有不同而已。刁斗通过这层意义上的“解决”表达的仍然是对现代人精神处境的忧虑。其次，“解决”又是针对小说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关系而言的。当三个独立的人物最终发生了逻辑性联系之后，他们各自的问题也就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其三，“解决”从最表层来讲当然是指的“刺臀伤害”案件的解决。这个案件既是小说叙事的焦点，又是小说叙事的背景，它最后阴错阳差地被“解决”，恰恰暴露了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巨大荒诞性和游戏性。
当然，最能体现刁斗小说“游戏”话语复杂特征的还是他的长篇新作《游戏法》。小说的主人公沈阳是一个天才的游戏者，他与魏锋、吕大连三人小组的“游戏”行为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无论是“改写路牌”，还是“世纪之玩”，“游戏”不仅激发了他们的生活热情，不仅构成了对他们生存痛苦的某种遮蔽或遗忘，而且甚至就成了他们的生活目标。但是，在小说中“游戏”却又是沉重的，它的“人道”内涵和悲剧意味也令人感喟。从沈阳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在青青、姚小丽、雯雯、魏锋等众多女性之间如鱼得水，俨然是两性游戏的高手（这显然是刁斗的男性自恋倾向和男权思想在作怪），但最终他还是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倒立求欢”的壮举不但没有留住雯雯的“爱情”，相反倒是把她推向了俄国人的怀抱；对其百依百顺“招之即来”的姚小丽最终也大呼“瞎了眼”，声称从此与他断绝一切关系；而志同道合的玩伴魏锋，也没有如他在新年前夜与她做爱时期待的那样“相爱”两千年，相反，在“世纪之玩”尚未结束时，她已经与吕大连有了暧昧的关系。“游戏”没有给沈阳带来爱情，友谊也没有带来解脱和快乐，而是更为沉重的痛苦。不仅如此，他们的“游戏”作为反抗世界的方式，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现实的某种批判，对人性的某种警示，但与官场游戏、社会游戏、权力游戏、商场游戏、金钱游戏以及家庭游戏比起来，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失败的只能是自己，受伤害的也只能是自己和那些无辜的小人物，比如张保卫的女儿张洁婴。这也可以说，正是这部以“游戏法”命名的小说却有着挥之不去的悲剧内涵和人道内容的一个原因。张大伟是小说的一个隐秘线索，他似乎是主人公的“救赎者”的象征，或者“法”的象征，但一次次的擦肩而过，最终证明的仍然是他的虚妄。题目“游戏法”也同样是一个反讽，“游戏”与“法”是一种悖论，对于不同类型的游戏者来说“法”的意义是根本不一样的。如果对沈阳这样的“零余者”来说“法”尚有某种精神自救的意味的话，而对广大的权力游戏者来说，“法”则是可有可无的，“法”本身甚至也成了一种“游戏”。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最后，沈风、沈水之断绝沈阳的财路，也实在不是什么“非法”之举。
第三章自我·情爱·游戏·家园（4）
其次，在刁斗这里，“游戏”还体现为一种艺术观，它是刁斗小说艺术实验的一种特殊方式。“艺术即游戏”的观点如前所述并不是艺术上随随便便、不求上进、粗制滥造的借口，而是对艺术可能性的一种自觉体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游戏”在刁斗小说中就不仅是一个主题词汇，而且还更是一个形式词汇。这也正好符合刁斗本人对小说形式的追求，他不止一次地重申过，“我对于小说的形式非常看重，我始终认为形式即内容……” ① 比如《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解决》、《重现的镜子》等小说就正如刚才我们分析过的那样，都以“游戏”的方式呈现了一种崭新的结构可能性。《去天堂的路有多远》对瑞雪去杭州见情人张磊的四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