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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徐 香港时期的创作完成了他个人创作的新发展与高潮，这与同时代大陆作家的“创作断层”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这对研究中国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文学生命力无疑极其有益。二十世纪许多中国作家的文学历程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一条“向下滑行”的文学轨迹，这其实也是许多西方学者否定中国作家文学水平的一个原因，他们认为一个作家不能持续向前发展提高而是在某个创作高峰之后迅速呈现“下降”趋向，这只能表明这个作家还不具备一个大作家的真正素质。而徐 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证，他的经验值得珍视。
其三，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完整线索看，徐 等移民作家较好地在当代文学阶段延续了国统区和五四文学精神传统，而同时代的大陆文学则基本上割断了与五四文学的血缘联系只是片面地延展了延安文学的传统。如果我们要完整梳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线索，要完整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徐 这样的移民作家的参照价值是无以替代的。其四，徐 在香港时期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被称为“香港第一作家”，还一度有人提名让他竞争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艺术探索上的功力当然是相当深厚的。但徐 同时又是一个极受欢迎的“畅销作家”，徐 把现代主义浪漫化、大众化的努力应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值得珍视和总结的一条艺术经验。他真正为我们拆除了“雅”、“俗”对峙的樊篱，其“雅俗共赏”的成功经验甚至对我们八十年代以来的那些先锋派作家如何走出困扰中国文学数十年的所谓“曲高和寡”的艺术怪圈也有着有益的启示。
其五，在纷繁混乱的二十世纪，我们的作家为历史、现实、政治等等而付出了沉重的文学代价。徐 的成功为中国作家如何保持艺术上的纯洁性、创作风格的独立性和对于现实的超越性提供了异常宝贵的经验。
（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1期）
第三章生存之痛的体验与书写（1）
———论陈染
我早已惯于在生活之外，倾听我总是听到你，听到你，从我沉实静寂的骨中闪过。一个斜穿心脏的声音消逝了，在双重的哭泣的门里。只有悒郁的阳光独步，于平台花园之上和死者交谈。 ———陈染《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陈染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确实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言说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她所呈现的与九十年代的总体文化语境大相径庭的一部部小说文本之中，而且更直接的从她卓尔不群的小说写作姿态上标示出来。陈染对于小说实验性、先锋性和新潮性的偏执与坚守，使她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带上了某种极端的意味，并自然而然地成了各种文化潮头所无法回避的一种尖锐存在。而对我来说，陈染在九十年代的无限风光则无疑坚定了我对于中国当代新潮文学的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判断。我不同意评论界不绝于耳的那种关于新潮小说在八十年代末就早已死亡和终结的断语，而是认为新潮小说在九十年代以后正进入一个新的复兴发展阶段。这方面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新生代新潮小说作家的涌现，陈染、鲁羊、韩东、朱文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我看来，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之所以在商业主义的全面围困中依然能够取得超越八十年代的巨大成就，本质上讲就正得力于这些新生代作家的风格独具的个人化创作。离开了新生代作家的写作，九十年代的文学本文不仅必然的会黯然失色，而且简直就无法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研究和评判注定了就不能回避对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群的审视和阐释。而具体到作家个体来说，陈染在新生代一族中又似乎尤为引人注目。她的自由写作的文人姿态、纯粹而又边缘化的女性文本经验以及前卫性的话语方式都无疑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方奇异风景。正因为如此，对于陈染文本世界的进入和言说就既是我们剖析她个人化的艺术范式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又是我们整体性地阐释新生代作家的一个逻辑层面和学术视点。
与时下商业大潮中的各种欲望化的生存狂欢景观不同，陈染的小说呈示的却是一幕幕带有终极意味的人类悲剧性生存景象。她把自己孤立于欢乐的人群之外，以一种思想者的姿态体验和言说着掩盖于生存表象背后的那种生存之痛。我不知道，当代还有没有哪位作家会如陈染这样专注于对生存痛苦的发掘和书写，但我敢肯定，在“生存之痛”的表现上陈染无疑是把文本主题融入生命体验的最真诚最绝对的一个。陈染是透明的，她勇敢地暴露和敞开了她所体验和感受的全部生命之痛，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她努力做到的就是“让那些应该属于我的一个三十岁女人的血血肉肉真实起来，把欲望、心智、孤独、恐惧、病态、阴暗等等一切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陈染又是隐晦的，她在我们当下的世俗文化谱系之外又重建了一套超世俗的具有形而上色彩的精神文化谱系。她对存在的言说很大程度上又让我们重温了那种在我们时代已久违了的对于“生存”问题的哲学和神性关怀。显而易见，她的这种声音和话语方式与流行的大众话语系统是格格不入、无法共鸣的。作为一个独语者和孤独者，陈染对于自我的极端坚守总给人一种无以释怀的沉痛，而她以瘦弱的女性之躯去独自面对和承担那巨大的生存之痛的生命勇气又不能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她的微弱的、私语性的声音也许没有洪钟大吕那般振聋发聩，但却也绝不是可以充耳不闻、忽略不计的。我惊讶于年轻的陈染对于“生存”这个过于沉重的大话题的执着，更钦佩作为女性的陈染书写“生存”时的那种真正哲学化的思维。正因为如此，我觉得陈染应是我们当下的一把难得的精神标尺，她对于“生存之痛”的出示将为我们提供一种从混浊、黑暗的生存之地突围而出并进入敞开和澄明境界的崭新可能。而一旦进入陈染小说的文本世界，我们会发现所谓“生存之痛”在她这里也不是纯粹形而上和哲学化的，它有着立体的多重的丰富层面和表现形态，我们可从下述几个层次进行具体的考察。
其一，孤独之痛。
读陈染的小说，我们首先遭遇的就是在她的文本世界里绵延不绝的那个庞大的孤独者家族。无论是耆耆老者，还是妙龄少女；无论是在偏僻的小镇，还是在繁华的闹市，“孤独”都是主人公们在不同时空中的共同体验。而对陈染来说，“孤独”显然正是作家用以探寻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家园的一个特殊的艺术视角。某种意义上，对于“孤独”的反复言说也正是她所有小说的一个贯穿主题。青年评论家汪政和晓华就曾准确地用“习惯孤独”来概括陈染小说的精神线索，并把“孤独”命名为陈染小说的第一“主题词”。而从陈染的创作自叙中我们还发现，“孤独”也并不仅是指她小说的文本状态而且也正是她当下的写作和人生方式的直接体现。陈染是一个对孤独十分敏感并常常耽于孤独的特殊个体，她自称：“按照常情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孤独而闭塞的人了。”“我极少外出，深居而简出。到别人家里去作客，常常使我慌乱不堪，无所适从……平日我在自己家中，在自己的房间里胡思乱想，清理太多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也是习惯拴上自己的房门，任何一种哪怕是柔和温情的闯入（闯入房间或闯入心灵），都会使我产生紧张感。”在这种情况下，陈染和她笔下的孤独者就具有了特定的亲和性、同构性与互文性。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的陈染与文本世界中的那些陈染的创造物在“孤独”的语境中就具有了互为阐释的生命关系。正因为此，“孤独”这个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印痕的哲学“话语”呈现在陈染的文学本文中就有了中国此前的各种“现代主义”文本所未曾有过的那种体验性与生命意味。陈染对于“孤独”的言说本质上远离了那种“思想”和“哲学”意义上的讲述方式，而是把它融入了生存主体的生命体验和感觉态度，并在对特定的“孤独者”个体的塑造中真正凸现了“孤独”话语的文学价值。在此意义上，陈染可以说是中国当代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