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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先锋小说的畅销情结。九十年代以来，经过精心商业包装的先锋小说纷纷以新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街头书摊上。“跨世纪文丛”、“先锋长篇小说丛书”等为传媒哄炒的先锋小说文本甚至成了大众阅读的抢手货。这种奇迹至少从客观上证明了先锋作品通俗性的一面。而洪峰、铁凝、赵玫、苏童、叶兆言等先锋作家直言不讳地打出招牌制作“布老虎”之类的畅销书这一文化事实，更从主观上提示了先锋作家对于通俗化血脉相因的亲近感。通俗化实在不是商业文化对先锋小说侵蚀与诱惑的结果，而是先锋作家一种非常主动的文化选择。
其二，先锋小说的影视情结。自从莫言、苏童、刘恒等先锋作家的小说经张艺谋之手搬上银幕获得巨大声誉之后，先锋作家对影视传媒的心向神往就变得不可遏制。而王朔的火爆则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在他的大旗之下先锋作家一个个跃跃欲试。不仅杨争光等人步其后尘直接办起了影视制作公司，而且苏童、格非等先锋作家也在品尝名利双收的影视“禁果”之后一发不可收地投入了影视剧本的创作。时下正被大众传媒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模特》这个通俗剧作，其十一位作者就几乎是清一色的先锋作家。更令人莫名惊诧的是，先锋作家为了迫不及待地“触电”，许多人甚至心甘情愿地沦为张艺谋的“电影妃子”。一时间，张艺谋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权威的文化英雄，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睥睨一切的先锋作家也不得不向他顶礼膜拜。以至于当张艺谋要拍摄电影《武则天》的号令一下，竟有六位声名赫赫的新潮作家共同出手炮制出六部《武则天》。我真不知道，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奇迹还是一出文化闹剧。在我眼中，先锋小说的影视化也就是它的通俗化。导演的任务无疑就是抹去先锋文本的先锋性，从观众的趣味出发把先锋小说改写成通俗性的画面和音乐。先锋作家能够毫不心疼地目睹电影对自己作品的任意篡改和肢解，这一方面证明了先锋作家对通俗化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先锋文学自身的软弱性。毫无疑问，当先锋小说以通俗画面和通俗音乐的形式呈现时，它事实上已沦落为一种文化快餐。我们只能感叹在现代商业文明和科技革命的春风吹拂下，通俗化的潮流是如此锐不可当，以至于我们只能再一次无可奈何地面对它对时代和人类精神花朵的吞食。
第一章先锋的还原（2）
显然，这两个热点所涉及的先锋小说的通俗化问题还仅限于现象和背景的描述，这种描述具有显而易见的时代性和阶段性。当我们从当前的视角出发对先锋小说的历史作一纵向回顾时，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更为惨不忍睹的现实：通俗性其实正是先锋小说的一种潜在的本质属性，无论从阅读意义、创作意义还是从文本意义上来审视都是如此。
首先，小说的模式化倾向正是通俗小说的最典型特征。恐怕谁也无法否认通俗小说的模式化创作方式，其在主题、结构、讲述方式等方面都有相沿成习的“程式”。这种“程式”不仅被广大读者认同和接受，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通俗小说的一种特殊价值。而先锋小说虽然其最初的文本形态相对于通俗小说和传统小说具有某种革命性，并对中国读者的阅读和审美习惯构成了巨大冲击，但这种革命性很快就消失在不同作家周而复始的“复制”式写作中。中国先锋小说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在主题结构、语言方式、叙事原则等方面却均已形成了共同的“模式”与规范，天知道，这是一个神话还是一个悲剧！可以肯定的是，当先锋作家的革命以其模式化的创作为终结时，其所谓的革命已经毫无意义。我甚至相信，先锋小说能在时下走红也正与它这种“模式化”的重复呈现沟通了读者通俗化的阅读记忆有关。不仅先锋小说主题逃不出“历史”、“暴力”、“色情”、“灾难”、“宿命”等通俗性话语，而且叙述方式上也是惊人一致地回忆、孤独、痛苦、痴想。读他们的小说总使人怀疑这些先锋作品全出自一人之手。有人曾指出，对于先锋小说可以读单个作品而不能读作品集，可以孤立地进入一个作家的小说而不能接触先锋小说群体，这其实就是针对先锋小说的模式化而言的。先锋小说可以说是最无法经受整体审视和比较阅读考验的文本，它们文本词汇、叙述语气、时空处置似乎都比通俗小说先进和现代化，但在模式化方面不仅与通俗小说殊途同归，而且毫无高明之处。
其次，先锋小说写作方式的模仿化也是通俗小说惯常的创作手法。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国门初敞之际，先锋派的写作还呈现出很强的陌生性的话，那么当西方文学的经典纷纷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之后，先锋小说模仿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了。可以说，先锋小说的创新事实上只不过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甚至是已经被摒弃的传统小说的模仿。至此，先锋小说呈现在阅读意义中的先锋性顷刻就变成了一个深刻的讽刺。有人甚至苛刻地说只要五部外国小说就可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先锋（新潮）文学史，这话虽然不无偏颇，却实实在在地击中了先锋小说的本质。我们知道，模仿是一种制作行为而不是一种创造行为，通俗小说对通俗文本和读者趣味的模仿除了能带给读者短暂的消闲快慰之外，并不能提供任何人生体验和灵魂震撼。在这方面，先锋小说与通俗小说相比不仅如出一辙，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对作家人生体验的放逐可以说正是先锋小说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具体地说，先锋小说的模仿方式有两种：一是翻译，二是改写。前者主要是针对先锋小说的叙述方式而言，在先锋文本里我们可以发现两个西方文学的图腾，这就是马尔克斯和法国新小说。由衷的崇拜和热爱使得先锋作家甚至在遣词造句等最微小的小说层面都师法和模仿着他们的大师。这样的结果就使得“马尔克斯句式”席卷整个先锋文坛，而谈玄说怪的拉美式魔幻、机械分类按图索骥的略萨式结构、情绪宣泄毫无节制的福克纳式意识流、末流相声般的海勒式黑色幽默以及吞吞吐吐不得要领的博尔赫斯式语言游戏更是搅得文坛风生水起。这些作品仿佛都经由同一位外国文学教授翻译而出，每一部作品都被其模仿“母本”的光辉照耀着。我们确实应该佩服中国先锋作家有如此出神入化的语言模仿能力，这也应该是他们才华横溢的一个证明。而后者主要是针对先锋作家对于中国古典典籍的态度而言的，中国先锋小说总是逃避当下生存而遁入“历史”的雾障中，这一现象曾经颇令人费解。我曾经把这种“历史”痴迷解释为一种独特的审美追求，如今联系先锋派的创作方法考察，我发现这种理解实在是太幼稚和理想化了。其实，“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障眼法，先锋作家躲在“历史”的外衣里面可以轻松自如地获得创作的灵感和素材。经过西方叙述和语言方式的“改写”，中国传统经典文本如“三言二拍”、《聊斋》、《红楼梦》、《金瓶梅》等纷纷改头换面活跃在先锋小说的舞台上。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先锋作家的“高产”了，“翻译”和“改写”实在不需要什么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只要大量的阅读、适当的想像力和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闭门造车实在可以做到轻松自如。这也就是说，“玩”文学不仅完全可能，而且非常有效率。想当初我们听到苏童桌上堆满了宋元话本之类的古籍时，内心是多么高兴于先锋作家古典文化修养的深厚；而当先锋作家的创作谈里总是开出一长溜西方文学大师的名单时，我们心中又是多么自豪于先锋派的学贯中西。然而，在我们彻底消化了阅读层面上的创新快感之后，先锋派还留给我们什么呢？先锋作家对故事的承诺也曾令我们欣喜若狂，但当这些故事总是以近似的面孔从东西方的经典之中浮现出来时，那种受骗感又是何等的刻骨铭心呢？重复、模仿、重复，这样的循环总令人不寒而栗。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点也不轻视模仿，我觉得模仿也是艺术创造的一个必经阶段和一种特定方式，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不是至今仍有一个无法抹杀的模仿说吗？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先锋作家似乎太热衷于模仿了，他们早就应该跨过模仿的门槛了，这些名声上已是大师和准大师的先锋，如果在创作上仍停留在学童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