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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朝鲜进行的信号情报工作和电影《回到未来》中的某个场面极为相似。前沿部队将一些测听装置安装在地堡中，原来是想让其在敌军靠近时发出警告，但陆军安全局的人员发现这些装置还可以收听电话交谈。于是他们便利用这些装置进行窃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是一种惯用的手段，此时人们早把它忘了。这种利用感应原理进行的电回路窃听使陆军安全局搜集到了一些中国和朝鲜的电话通讯情况。然而，为了获得信号，窃听人员必须尽可能接近敌人的电话线路，有时甚至要近到35码，这是很危险的。
“在朝鲜遇到的一个难题是非常缺少语言专家，”国家安全局官员保罗。奥德诺维奇说。朝鲜战争期间，奥德诺维奇作为陆军安全局人员曾指挥一队窃听人员在前线工作。他们坐在一辆安有伪装天线的篷车里窃听北朝鲜人用“嗓声发出的摩尔斯电码”。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北朝鲜人不是通过键盘，而是通过电话线阅读摩尔斯电码。
另外一些窃听单位则乘吉普车或在靠近前线的地堡里活动。截获的情报随即被直接发往作战部队。到战争结束时，共有22支窃听分队从事这项任务。空军窃听人员也小有成就。空军窃听部队分布在北朝鲜海岸的几个小岛上，它们可以窃听到北朝鲜人、中国人以及苏联人给他们的飞行员下达的命令。随后窃听人员把情报伪装成“雷达标绘图”，以最快的速度将其传送给在北朝鲜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飞行员。
一旦收到这类情报，美军飞行员的“截杀比率”就会明显上升。
朝鲜战争开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会介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陆军电讯情报专家对监听中国通讯采取了有一搭无一搭的态度。1945年，乔治。马歇尔将军试图将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拉到谈判桌前，应马歇尔的请求，一小批窃听人员在国共谈判期间对双方进行了监听。
但这次行动收获甚微。设在南京负责窃听国民党通讯的小组受到了电力供应不稳定的阻碍。另一个监听站设在汉城，负责监听共产党的联络，但这个小组也因“可怜的听力”而苦恼。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人苦苦摸索时，英国人已秘密监听中共电讯达数年之久。从1943年到1947年，“政府密码学校”成功地监听了莫斯科和毛的延安总部之间的联络。但由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联络是苏联一个秘密通讯网络中的一部分，因此英国决定不向美国透露任何消息。
然而，美国截获的那些电报已清楚地表明国共两党宁愿在战场上分出高低也不愿坐在谈判桌前。无奈之下，陆军安全局把注意力几乎全部转向了俄国。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失误。三年之后，即1949年，毛获得了胜利，蒋逃到了台湾岛。
与此同时，由米尔顿。扎斯洛率领的一批汉语学家开始窃听并分析中国民用通讯——私人电话和电报。未加密的政府通讯也通过这些线路传递。早在1950年夏初，军事安全局搜集到“确凿的”证据——中国军队正在鸭绿江北集结。
早在五六月份，信号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就指出，大约7 万名中国军人正乘船沿长江而下，开往武汉。7 月，一封发自上海的电报透露中国军队司令官林彪将军可能率兵介入朝鲜战争。稍后的报告表明，华中地区的铁路棚车满载士兵，正开往满洲里。到了9 月，军事安全局已经证实中共6 个军已集结在朝鲜边境附近的满洲里，鸭绿江各个渡口已被留做军用。
上述情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白宫以及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都是非常有用的。然而，当杜鲁门总统在10月15日问及中国是否会干预时，麦克阿瑟将军却回答说：“可能性非常小。
中国干预的迹象越来越多。10月21日，军事安全局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20列军车正从上海开往满洲里。接着，11月7 日，军事安全局截获了一个东欧人在北京打的无线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中共已经发布命令，允许所有的士兵以志愿军的名义赴朝作战。他还说：“我们这儿已进入战时状态。”同一个月，监听人员截获了一封明码电报，命令将3 万份朝鲜地图从上海送往驻满洲里的军队。
在11月份的前3 个星期截获的电报确切无误地证明北京已处于紧急状态，当局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出兵，实行更为严格的检查制度，加强空军力量，命令所有的士兵和军官志愿去朝鲜服役。卫生部紧急命令驻满洲里的军队接种疫苗，预防在北朝鲜流行的天花、伤寒、霍乱等传染病。军事安全局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人正在做大规模的战争准备。
然而，尽管电讯情报提供了很多线索，但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再一次被弄得惊慌失措。在11月26日那个寒冷的早晨，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30个中国师越过北朝鲜边界向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发起进攻，迫使它们向南撤退。许多美国士兵在战斗中阵亡。
国家安全局最近在一份高度保密的报告中指出：“能够看到电讯情报的人（包括麦克阿瑟在东京的情报官）不应为中国干预朝鲜战争而感到惊讶。”接下来，这篇报告责备麦克阿瑟应为这场灾难负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就不重视与他的计划相矛盾的电讯情报。麦克阿瑟不顾一切狂热地向鸭绿江推进使他无视电讯情报显示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大规模介人朝鲜战争的种种迹象，就像他当初对待那些‘烦人的’有关日本人的情报一样。于是，他指挥的军队在朝鲜吃了大败仗。”
到1951年中，三八线大致划定了双方的交战界线后，陆军安全局机关设在了汉城西郊亚洲最大的女子大学——梨花女大的校园里。在那里，电讯分析专家将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近乎完整地拼集出来。1951年7 月停战谈判开始后，陆军安全局还窃听了朝鲜谈判小组成员在会谈期间的通话。但就在这个月，部分监听人员的耳机突然沉寂下来，——北朝鲜人将无线电通讯改为安全的地下电缆通讯。国家安全局后来发现是军事安全局前雇员威廉。威斯邦德将秘密非法泄露给俄国人，北朝鲜人因此才警觉起来。
朝鲜战争临近结束时，军事安全局取得了某些成就，破译了一些中国密码系统。
“中国军队对我们发动最后三次大规模进攻时，我们事先已经知道了一切，”奥德诺维奇回忆说，“所以，当中国人向我们的阵地前进时，他们注定要失败……我们破译了密码，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但是，军事安全局的密码破译人员对至关重要的中国人和北朝鲜人之间以及他们内部的高级别通讯系统仍无可奈何。为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功劳的高效率的情报机构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种类庞杂的特殊利益集团，它们彼此间视若仇敌，没有一个机构能将它们组织起来。1952年6 月，美军第8 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抱怨说：“显而易见，在作战间歇期间，由于粗枝大叶、不感兴趣或者妒忌，我们的情报工作几乎一无所获，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痛切地感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情报工作远未达到上次战争中最后一年的水平。”一年之后，国家安全局局长、陆军中将拉尔夫。卡奈因也表达了和范弗里特同样的意见。
由于情报工作非常糟糕，1951年12月，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提请国家安全委员会注意这个问题。在备忘录中，史密斯警告说，他非常关注“政府领导的电讯情报工作的安全和效率”。他抱怨说，美国的电讯情报工作已变得“没有效率”，其原因是“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和多头负责制”。
接下来，史密斯提到了致使苏联人更换密码系统的那次泄密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威斯邦德提出批评。“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失误很难说是偶然的，”他写道。为了精心维护他所称的“无价之宝”——电讯情报，史密斯呼吁杜鲁门要求国防部长罗伯特。A。洛维特和国务卿迪安心。艾奇逊对军事安全局展开一场“彻底调查”。
三天之后，即1951年12月1 日，杜鲁门下令展开调查。
受命领导这项调查工作的是53岁的纽约检查官、前空军部长特别助理阿博特。
布劳内尔。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布劳内尔和他手下的一帮能干的文职人员将军事安全局查了个底朝天。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军事安全局是一个“倒退的产物”。
1952年6 月13日，布劳内尔将调查报告上交给洛维特和艾奇逊，同时还建议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