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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方的指挥官们肯定不希望这些屠杀的证据摆到白宫的桌上，联合国的桌上，或是上了华盛顿邮报。于是以军出此下策：要是以方战斗机一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毁掉船上所有的通讯设施，发射鱼雷打沉轮船，机关枪毁掉所有的救生筏，杀了所有的幸存者，就不会有活口了。
对“自由”号进行调查后，海军律师沃尔特。雅各尔森少校在一篇为美国海军海事法回顾写的文章中得出以下结论：“使用无标记战斗机进行空中打击，毁掉所有的救生筏这种做法令人十分不安。有一种可能性是：当时要不是第六舰队碰巧截获情报并追逐以军鱼雷艇，可能‘自由’号上的人员根本无法生还。”
托马斯。穆尔将军在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升任海军作战部部长。从一开始，他就确信这次袭击事件是有预谋的。1997年在这一事件的30周年纪念日上，他说：“我认为是以军有意炸沉‘自由’号，尽量不留活口。以军很清楚那是条美国船。”
根据1967年7 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收到的一份报告，一位中情局的官员援引一位似乎是以色列政府官员的话说：“关于以军战斗机和鱼雷艇攻击美国船‘自由’号……他说：你们应该知道在这样一场战役中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考虑所谓错误，这就暗示着当时以军知道‘自由’号的旗帜，而且完全了解它当时的使命。这表明在攻击前六个小时，以军已经确认该船的身份，只是以军总部不能确定有多少人能接收到”自由“号监听到的情报。他还暗示说：以方无法掌握被截获的情报的去向，并重申以军没有犯任何错误。他特别向我强调指出以方确知美国船‘自由’号的类型和他当时的使命。
事实上，1979年的一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显示：以方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中不仅掌握了大量处理信号情报方面的技术，而且信号情报成了他们的重要情报来源。
报告中指出：“以军在对阿拉伯世界的常规情报和电子情报侦察方面非常成功。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中，以军准确而迅速地截获、破译、传送了大量阿拉伯世界的情报，其中包括已故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之间的谈话。多年以来，以军多次越过边境监听阿拉伯世界的陆路通讯。他们有时还故意借陆路通讯发送假消息，干扰阿拉伯世界。”
这份报告中还清楚地写到搜集到阿拉伯世界的情报以后，对美国从事间谍活动成了以色列的首要目标：以色列情报安全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所有涉及到以色列安全的美国秘密政策和决定。
因此，袭击事件是“误炸”还是“屠杀”？当时，美国国会从未就此举行过公开的听证会。托马斯。穆尔将军一直希望国会就这一事件进行更深人地调查，他后来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说：“迄今为止，国会从未就‘自由’号事件举行过正式的听证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国家的耻辱。”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打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幌子掩盖卑劣的践踏人权的历史。
现在面对人们愤怒地反犹太主义，评论家们也无话可说了。许多“自由”号的幸存者要求进行彻底调查。以军屠杀平民的最新的证据出现在2000年5 月。英国广播公司指出他们的一位司机事发时死亡，这是以军坦克部队有预谋的挑衅行为造成的。
这位司机名叫阿朴。塔库，是英国广播公司驻黎巴嫩的新闻助手，为该公司工作了25年。5 月23日，以军的坦克从以境内发射的一枚炮弹穿过黎巴嫩的南部边境就落在他的轿车上。当时阿朴正开车带着英国广播公司驻黎巴嫩的记者吉米。布朗到处去采访。布朗说：“我看到阿朴从车里弹了出来，然后摔到了地上。”当他跑过去扶阿朴时，以军用机关枪向他扫射。他们还朝一辆前来援助的黎巴嫩红十字的卡车开枪。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四家新闻组织提供的大量录像带，人们可以看到以军的这一暴行没有任何理由。布朗说：“当时一切都很平静。正赶上以军从占领了二十多年的黎巴嫩南部撤军，听不到枪声，也没有火箭、炮弹声。”布朗离边界线很近，他都能跟基布兹当地的居民挥手致意。事发后，以色列政府再次宣称“枪杀”
事件是“误杀”，与“自由”号事件如出一辙。但是，英国广播公司可不买账。他们不断进行调查并希望是否能根据日内瓦公约起诉以政府犯有战争罪。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描述，以军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5 月22日和23日，在黎巴嫩一方没有任何报复性行为的情况下，以军时不时地在沿途向黎巴嫩平民的汽车开枪。
自从“自由”号事件以来，美国的纳税人大约向政府交纳了1000亿美元以上的税，以此帮助安全局未来25年的运作。安全部门的人员有必要将事件追查到底，不分疆界、不分阶层。与此同时，安全局有权获得在1967年6 月8 日从EC121 飞机上和在东地中海执行侦察任务的船只上截获的所有资料。这些资料多年以来一直存放在安全局G643组办公室一个抽屉的底层无人问津，这里是安全局G 组负责存放以色列军事情报档案的地方。
“自由”号事件过去太久了，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已经不再需要保密了。但是以上提到的证据表明：严肃认真地调查事实真相和真正的起因是完全必要的。
第八章 冒险损失了一条船及许多船员之后，尽管精神上受到了创伤，但国家安全局和海军部门对此都未能吸取足够的教训，所以不到一年时间竟发生了更大的人员伤亡，又一艘船失事。
在“自由”号被袭击之前，海军对整个国家安全局的远洋规划已失去信心。海军人员几乎成了安全局远洋轮上的驾驶员和雇工，而且只有在不影响安全局中心任务时，他们才被允许窃听对海军有利的有关消息。为了听到外国海军发出的各种信号，海军人员不得不在令人难受的顶棚装有天线的车里艰难地辨别信号。这些车被放在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上，然而，这样做就意味着这些舰艇不能参加军事演习等任务，也无法完成正常的沿海巡逻任务。把一个里面十分拥挤的铁盒子式的最不能发挥收集信号能力的汽车放在造价昂贵的驱逐舰上来完成海上任务，其效率是太低了。
“海军更愿意建立自己的海上作业计划。”中央情报局信息收集部K 组的前组长吉恩。谢克曾说。吉恩负责调动信号情报行动计划的飞机、舰艇和潜水艇的位置。
“海军的主张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他们要拥有海军自己控制的海上平台，以便海军可以对某些事件做出反应。”海军表示他们需要自己的舰队，不仅是因为能收集到情报，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从事各种情报活动。他们还说，拥有舰队肯定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分析不同海域的含盐量以便更好地追踪苏联的潜水艇。
但是中央情报局并不买他们的账。谢克说：“这完全是信号情报行动计划，当他们试图告诉我们所有其他的搜集过程时，包括一条绳、一个桶、从海中提水……
我说：“你们不是到此来清除垃圾的，关于在信号情报平台计划中你们要干什么，国家安全局局长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讲。”‘然而，尽管国家安全局十分担心对海军失去控制，海军还是展示了自己的电讯情报舰队的宏伟计划，“我们曾谈到……关于小型情报船只……要造200 艘”，一位有关的海军上将说。美国船“旗帜”号被选为海军间谍艇队的第一艘间谍船，这是一条一直在马里亚纳群岛周围环状珊瑚岛中奔波的不起眼的小艇，后来回到美国退役。该船重906 吨，长176 英尺，已使用21年，它要与1。06万吨455 英尺长的“自由”号相比就成了小矮人。
“旗帜”号就像一个小个子橄榄球队员要想弥补个头小的欠缺一样，立即被派往远东。它的第一次巡逻是1965年在波沃罗特内海湾西伯利亚角4 英里之内的海域里侦察苏联对它闯人12英里界限的反应。当时美国对苏联声称的海域提出质疑。当“旗帜”号嘎嘎地向北部的西伯利亚行进时，一场寒冷的风暴使艇的上部积满了冰块，再向前行驶时，苏联的驱逐舰和巡逻艇开始了骚扰性的演练。它们不断向浮动的拖船进攻，有时攻击距离到25码才转向离开。但是又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由于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