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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一口咬定无论是在空袭中还是在鱼雷攻击中，从未看到“自由”号上有国旗飘荡。事实上，船上的所有生还者都认定当时船上确实悬挂着美国国旗。所谓的“误袭”报道说：“整个交火过程中，以色列的战斗机和鱼雷艇都不曾看到船上有美国国旗或是其他旗帜。”
前情报部门负责人马文。诺维奇，当时就在出事现场上空的EC121 飞机上，他精通希伯莱语，因此他清楚他听到了什么，“我记得我们录下来袭击的大半过程。
我听到他们好几次提到旗子“。诺维奇后来获得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授公共管理学。他一直是以色列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以色列政府原以为他的证词会对以政府有利。但是，他的这番话使以政府处境十分尴尬。如果以军看到了美国国旗，那么这次袭击就是残酷的阴谋——跟那天在阿里什的大屠杀一样。
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卡特将军命令一个由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沃尔特。迪利领导的小型工作组负责追踪有关“自由”号的所有情报，然后向上级汇报。这个工作组负责搜集所有的细节，包括EC121 上的磁带和与“自由”号上的信号情报幸存人员的会面。由于安全局情报工作属于绝对机密，特别是这次的任务涉及到最高机密——对最亲密的盟友进行间谍活动，所以外人永远都不可能接触到这些细节。最后，沃尔特。迪利根据对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以军绝不可能不知道“自由”号是一艘美国船只。也就是说，这是有预谋的屠杀。
安全局的局长卡特也同意这种说法。他在1980年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这件事完全是有预谋的，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但他要求这一点不要公开。此后，卡特就死了。
安全局副局长路易斯。托德拉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以色列政府企图掩盖事实。
根据国家安全局长期封存的绝密文件显示，托德拉不仅把他的观点写人内参备忘录，而且向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拨款委员会的乔治。马洪谈起这一点。1967年6 月20日，也就是袭击事件发生大约两周后，托德勒在备忘录中写到：“马洪先生好几次试图找出袭击事件的原因。我告诉他无论从情报部门还是从公开的渠道都无从知晓事件的原因。但是我们料到以方一直在否认和掩盖事实可能是为了维护他们国家的利益。然后，他问我对这件事怎么看。我说，这次袭击可能是西奈半岛上某个高级指挥官下的命令，他们一定认为当时‘自由’号正在侦察他们的活动。”
托德拉接着写道：“他问我所谓的‘误袭’会时常发生吗？能预料到吗？我告诉他，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自由’号上，因为它比埃及船只大得多，而且这样一艘标记明显的货船不应该被训练有素的以海军和空军误认为是埃及的战船。最起码这次事件也是因为他们玩忽职守造成的。”托德拉对于以方的态度非常气愤，他在所谓“误炸”的报告上潦草地写道：“冠冕堂皇。”
当时还是安全局副局长后来升任局长的空军少将约翰。莫里森对以色列的“误炸”说法也不买账。他在最近一次接受本书作者采访中说：“没有人相信以方的这种解释。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以军当时不愿意让我们侦察他们的活动。”特别是得到发生在阿里什的杀戮情报后，莫里森更加看明白了其中的联系。他说：“这就够了。12英里可不远……他们不想让我们了解内幕。”接着，他又说：“这就有动机了…真该让他们下地狱！”
即便在还没有获得关于阿里什的情报时，国家安全局的G 组人员通过“自由”
号和EC121 发回的情报也确信袭击事件不是“误炸”。“自由”号上的幸存人员完全赞同这一点。2000年7 月，“自由”号老兵协会主席菲利普。托尼说：“1967年6 月8 日，以色列人残酷地、有预谋地杀害了美国人。人们普遍怀疑我们的政府出于胆怯不会将矛头指向势力强大的以色列议会……现在，这件事必须进行调查。”
三十多年来，威廉姆。麦戈纳格尔船长拒绝就袭击事件是预谋还是误伤发表任何看法。1998年，他在经历了癌症的折磨弥留之时，终于打破了沉默：“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相信袭击是有预谋的。这件事没有进行彻底调查……袭击开始之前，船上就悬挂着国旗。”不到4 个月后，1999年3 月3 日，麦戈纳格尔去世了，享年73岁。
就算没有安全局的这些证据，政府里的许多人也不相信以色列所谓的“误炸”
报道。乔治。克里斯琴当时任约翰逊总统的新闻秘书。他说：“说实话，白宫里很多人都怀疑袭击事件不是偶然事件。我相信这么大的一件事不可能轻易抹杀掉。如果这件事是蓄意袭击，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以军军方精心策划的还是以方高级官员的决定。”
另外一份安全局15年以后做出的绝密报告写道：以色列法庭接受所谓“误炸”
的结论并宣布所有涉及此事件的以方官员无罪，这是滑天下之大稽。报告中还说：“赦免这些以色列人并不是法庭的最终目的。”接下来，报告中又揭露了以军战斗机飞行员作伪证这一事实。
虽然以军飞行员的说法正好相反，但是所有“自由”号上幸存人员的证词都清楚地表明当时“自由”号上确实悬挂着美国国旗，而且当时天气状况很好，能见度很高，绝对可以辨认出来。基于这些证据，美国国务院通告以色列政府：后来以军飞机对美国船“自由”号的空袭无法理解。至少，这次空袭算是一次鲁莽的军事错误，是对人性的野蛮践踏。
报告还指出不光以军飞行员作了伪证：那些鱼雷艇上船员的证词也是不可信的。
他们的头4 枚鱼雷并没有打中“自由”号，第5 枚才击中船体的。但他们却说：他们把“自由”号当成了埃及的部队运输船“埃尔。吉塞”号。袭击发生时，埃及的这条船还停留在距离出事地点250 英里外的亚历山大港里。在整个中东战争期间，这条船就没有离开过那里。而确切掌握埃及每一条船的位置是以色列发动战争前必不可少的重要情报。根据安全局1981年的一份绝密文件显示：两艘鱼雷艇上的指挥官同时做出错误判断的惟一合理解释是他们都没有讲实话。“埃尔。吉塞”号的吨位只有“自由”号的1 ／4 ，长度为其1 ／2 ，而且船体轮廓完全不同。认为“自由”号与“埃尔。吉塞”号相似的说法完全不符合逻辑。美国国务院是这样描述他们对袭击事件的看法的：以军在辨认出或者说是应该辨认出“自由”号的身份后，仍然向其发射鱼雷，这是对人性的残酷践踏。“自由”号的轮廓及其使命使任何人都能将它区别于那些不友善的船只……鱼雷发射以前，以军近距离能够也应该清楚地辨别出这一点。事情发生后15年，安全局的报告中又增加了以下的内容：“自由”
号事件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袭击该船的以军是否知道那是一条美国船……不仅相当数量的“自由”号船员还有其他一些人都确信以军知道这一点。他们的确信来自于以下证据：袭击之前，以军曾长时问对该船进行侦察、船上悬挂的国旗以及袭击的强度。
关于以军这样做的目的众说纷案。一些人认为以军想把船完全毁掉，杀死所有人员，然后归咎于埃及一方，促使美国参战，支持以色列……还有些人认为以军这样做是为了让该船和船上人员别碍手碍脚。
托德拉说：“我认为袭击命令可能是西奈半岛上的某位高级指挥官下的，他惟恐‘自由’号侦察到他在岸上的行为。”他的这番猜测相当精准，虽然他可能并不知道当时“自由”号的天线已经截获了西奈半岛岸上的杀戮行径。
6 月8 日早晨，以色列军方得知一艘美国大型侦察船就在离阿里什几英里外进行秘密谍报活动。此时，以军士兵正在阿里什屠杀埃及的平民和战俘。根据以方的军事史料记载，当时整个以色列军方都知道这件事而且听之任之。一位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尤。米尔斯坦证实了这一点。在阿以之间的六天战争中，有许多埃及士兵投降以后还是被以军杀死了。他说：“虽然这样做不是公开的，但是似乎官方默许这种做法。有些军官这样做，有些不这样做，但是他们都知情。”
以军当时不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希伯莱语专家没有在“自由”号上，而是在“自由”号上空的飞机上。但是，船上无人操纵的录音机可能还是录下了以军杀戮的证据。要不是鱼雷正巧击中安全局在船上的工作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