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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况越来越紧迫，联合侦察中心也开始重新考虑“自由”号的安全问题了。埃及方面开始中伤美国秘密与以色列联系，而且有可能向以方提供了军事援助。埃及还指责美国参与了以色列对埃及的空袭。美国政府对这些指控非常担忧，惟恐会引起苏联的介人。海军作战部首脑甚至怀疑“自由”号的行动是否明智。
于是，联合侦察中心发出了命令：“自由”号在西奈地区的活动只是个建议，不是命令。而且，要求该船从原来离岸12。5海里后退到20海里。这时是华盛顿时间6 点30分，埃及8 号午夜12点30分。“自由”号已经离开预定活动范围，由于五角大楼美国军队通讯中心的错误，该船没有接到这一指示。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战事越来越紧，联合侦察中心再次改变指示：要求“自由”
号离埃及和以色列海岸至少100 英里。考虑到“自由”号处境越来越危险，布雷德洛少校没有使用通常的那种慢速情报传递系统，而是通过防窃听电话通知了在欧洲的美国海军官员。他说：书面指示随即就到。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美国派往欧洲的海军上尉就接到了指示。
但是，一位驻欧洲的海军官员错失了良机：他一定要等到确切的命令，否则不向“自由”号发出指示。接下来，由于一连串海军与陆军之间莫名其妙的错误，甚至把电报发到了夏威夷，导致这一紧急情报难以置信地拖延了16个半小时。这时太晚了。20多年前珍珠港的惨痛事件就是由于错误的指示造成的，但是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吸取任何教训。
6 月8 日星期四凌晨5 点14分，第一束阳光柔和地照在西奈半岛金黄色的沙滩上。北面十几英里远的海面上，东地中海波涛汹涌，“自由”号正继续孤立地朝东行驶，离自己的救援队伍600 英里远，根本就没有收到发给它的至少5 个指示。那天早上的日程安排也看不出危险在即。那天军官穿的军服是热带迷彩服，士兵穿的是于干净净的劳动布。苏打水洗浴从晚6 点到7 点开放。
太阳刚刚升起，值勤的约翰。斯科特就注意到一架飞机在“自由”号上空盘旋了几周后飞往特拉维夫。安全局在船上办公的梅尔文。史密斯也注意到有飞机的信号出现，后来得知是以色列的。飞机刚飞走后，他朝上面的斯科特喊，问他刚才是否有一架飞机靠近过。斯科特告诉他有。于是史密斯又问飞机朝哪个方向飞去了。
“特拉维夫，”斯科特说，“好，这是我想知道的。”斯科特抬头望了望美国国旗，它随风抖动，被风吹得直打稻，然后，他又看了看远处广袤的沙漠。“这个早晨可真美呀！”他说道，手里还不肯放下那副又短又笨的望远镜。
但是，这种安宁就像流沙一样——看上去很美妙，很友善，但危险正在临近。
当“自由”号驶过荒漠小城阿里什时，就已经被跟踪上了。大约半英里开外，4000英尺上空有一架以色列的侦察机在跟踪。6 点03分，机上人员报告以色列的海军总部：“我们只能看到船上的字母。我们已经向地面控制中心做了报告。”这些字母是“GTRS”，“自由”号的代码。“GTR ”是“广泛技术研究”的缩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间谍船的掩饰身份。
“自由”号驶过阿里什后，开往加沙地带。8 点30分的时候，它突然180 度转弯又往阿里什驶来，航速降到每小时5 海里。出现这种突然的举动是因为该船到达了阿尔法点，地图上标着这是它在西奈沿海曲线往返的终端。
麦戈纳格尔船长有些担心离岸太近，会有危险出现。他问安全局在“自由”号上的头目大卫。刘易斯中尉：“如果我们开得太远，会有什么后果？”“上校，我们会受到攻击。我们要在超高频区域工作。那都是些敏感的东西。如果我们开过地平线，可能又回到了阿比让。这样我们有80％可能完不成任务。”听到这儿，麦戈纳格尔想了一会儿，然后下了决心。“那，我们就一直往前。”
整个早上，侦察活动每30分钟进行一次。有一次，一架以色列飞机在船的右舷盘旋，然后又飞到了船的前部，最后朝西奈飞去。船上的拉里。韦弗说：“飞机上有一个大大的六角星，就擦着我们的桅杆飞。我们以为机翼会把桅杆弄折，我都能向右边的副驾驶员招手，他向我招手和微笑。我没有多想，因为它是我们的同盟，这毫无疑问。他们看到了船的标记和美国国旗。他们都能看到我的军衔。特别是离战区这么近的地方，国旗一定很醒目。”
到了9 点30分的时候，阿里什的尖塔肉眼就能看到，像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孤独耸立的一个桅杆。能见度为25英里，甚至更远。用一副望远镜，13英里外的每个建筑物都清晰可见。麦戈纳格尔认为那个尖塔十分醒目，可以用做标杆，以确定上午和下午航行的位置。雷达也监测到了这个尖塔。
当时船上的人没有意识到，“自由”号一瞬间进入一个见不得阳光的地狱。就在这会儿，在尖塔附近，以色列军队正进行着罪恶的屠杀。
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后几分钟内就控制了中东的空中优势。开战后几小时内，以色列战斗机就猛烈轰炸了25个阿拉伯世界的空军基地，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到埃及尼罗河上游的卢克索无一漏网。除了空中打击以外，以色列的地面部队使用机关枪、迫击炮、坦克等占领了耶路撒冷约旦控制区和约旦河西岸，它的鱼雷船控制了红海沙姆沙伊赫角。
在西奈半岛，以色列坦克部队向苏伊士运河挺进，沿途把灼热的沙漠变成了杀戮的战场。一位以色列指挥官估计埃及在这次袭击中死伤人数达到7000—10000 人，“而以方只有275 人死亡。以军走过的地方尸横遍野。
一队印度籍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正朝加沙驶去，吉普车和卡车上悬挂着蓝色的联合国旗。路上，他们碰上迎面驶来的以色列坦克部队，这些维和士兵停下来，让到了一边。但是一辆以军的坦克却在几英尺远的地方转动坦克炮塔向他们开火。然后用枪猛击维和车辆的防风玻璃，并杀了两名维和士兵。其他的维和士兵想要增援时，也被机关枪打倒。另一辆以军坦克把炮筒伸进一辆联合国的卡车里，将它挑起以后，狠狠地摔到地上，车里的士兵不是死就是伤。在加沙地区，以军6 次袭击了悬挂联合国旗帜的办公地，共有14名联合国工作人员丧生。一位印度籍的联合国官员称之为蓄意地、惨无人道地屠杀联合国士兵。这只是揭开了屠杀序幕。
到了6 月8 日，也就是以色列发动袭击后三天，关押在西奈的埃及战俘成了靶子。没地方关押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看管，更没有车把他们运往监狱。但是，有另外的方法处置他们。
就在“自由”号进入阿里什后窃听沿途的情报时，以色列士兵把这座小城变成了杀戮的战场：他们正在有组织地屠杀这些战俘。在阿里什清真寺的后面，60个战俘一队，手被反绑着，一声令下，机关枪突突地扫射，把苍凉的沙土染成了红色。
然后，他们再命令其他的战俘把这些被杀的犯人埋进大坑里。阿卜杜拉撒拉姆。穆撒曾挖过这样的坑，他回忆说：“我看到一排战俘、平民还有士兵站在那儿，然后，以色列人突然向他们扫射。后来，他们都死了，以军士兵就让我们把他们埋了。”
就在旁边，另一队以军士兵刚刚杀死了30个战俘，然后命令一些贝都因人用沙子把他们埋了。
以色列记者加比。布朗讲述了发生在阿里什的情景：150 名埃及战俘蹲在一起，双手放在脑后。然后，以军士兵命令他们挖坑，随后杀了他们。“我亲眼看到这些。
那是6 月8 日早上，在阿里什机场附近。“
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阿依。耶查克战后在军史部门工作。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收集到了证据：数十个士兵承认曾屠杀过埃及战俘。据他讲，以色列军队残忍地杀死了1000名埃及战俘，其中400 名在阿里什被屠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正占领阿里什以南地区的沙龙在多次战斗中曾亲眼目睹这种大屠杀。他的一位部下阿依。贝伦现在是一位退休的准将，他谈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承认1956年，他在西奈下令杀死49名战俘，“我手里拿着从埃及人那抢来的武器。我的上司拿的是一把乌茨机枪。那些埃及战俘就蹲在那儿，面朝向我们。然后，我们装上子弹不停地向他们扫射，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还击。”还有一次，他发现一些战俘渴得要死就把水撒到沙子里，戏弄他们一番后，杀了他们。他说：“如果我受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