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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米尼汉说，国家安全局的问题已经引起威廉。佩里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
多伊奇的极大关注。“他们会说‘国家安全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们对我接管国防情报局有一些印象，感觉到我们在国防情报局‘干得不错’。”于是，他们决定将米尼汉调往国家安全局。在调任新职位期间，米尼汉和政府内外的许多人谈到了该机构的情况，令他惊讶的是大家的反应完全相同。“我要说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跟许多人谈话，”他说，“真有意思，大家的感觉都一样，都认为我们（国家安全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到米德堡不久，米尼汉就明白了为什么大家有那样的看法。“这……确实令我吃惊，佩里博士和多伊奇博士说得真准……”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陷入——我以前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一种失败者的精神状态，即失败者的心境。”他说，原因之一就是该机构的规模在不断缩小：“我们的人员大约已经减少了18。 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任务和人员的减少当做正常的现象来接受。你还要裁掉3 ％。我们将进行连续第10年的裁员3 ％的工作。我们只能接受这一切。”
对米尼汉来说，一开始就要考虑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要找一个新的副手。他到任时，当时的副手是由海军上将麦康奈尔于两年前任命的威廉。克罗韦尔。克罗韦尔是路易斯安那人，脸上总是带着顽皮的微笑，喜欢吃路易斯安那产的小虾。他1962年进国家安全局，晋升很快，10年后就当上了专门对付苏联密码系统的A 组的组长。
克罗韦尔预计到微机将会对社会各界和国家安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鼓励该机构开始利用商用的现成技术。他认为，这种做法能对改进国家安全局解决密码问题和推广技术成果等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克罗韦尔最后升至主管业务的副局长，他赞同建立绝密的情报界内部互联网。“他的的确确是个‘奇人’，”国家安全局前官员弗雷德里克。托马斯。马丁说，“他懂技术，他也懂情报业务。”
但是，米尼汉担心这位副局长的权力太大，局长的权力几乎是有名无实。他说：“这位副局长有一定的迷惑局长的能力，在他的迷惑下，局长去主持午餐、晚宴、在隆重的婚礼和颁奖大会等场合发言……所以我认为，这个副局长所做的努力就是使局长变得麻木。”他又说：“使局长麻木是不健康的行为。”米尼汉还指责其他的副局长都是官僚军阀。“他们对下属的态度是逆我者亡，顺我者昌，”他说，“所以有些人逃亡了，有些人退休了。”
因此，米尼汉和克罗韦尔几乎一开始就打得难分难解。“我完全打破了他心目中副局长的标准。我剥夺了他的很多权力，由我来接管，因为我需要这些权力来树立局长的权威。”米尼汉还反对军阀作风。“比尔问我，‘好了，谁是你的人呢？”
‘米尼汉回答道，“我不愿意搞’个人小团体‘。我的答案是，’他们都是。”‘米尼汉又说：“比尔是谁，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关心的是我想做什么。”
米尼汉和该机构内的多位高级官员——主管业务、情报安全等几个副局长也合不来。“头两三周，可能有一个来月，我到处转了转，很清楚我不会与在位的那些副手们相处得那么好。我们在一起时都觉得不自在。”不但如此，据米尼汉说，那些高级官员相互之间也不和。“那些副手们不光是抵制我，”米尼汉说，“抵制我，我能对付，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也是勾心斗角，这就不正常了！所以，有时我就说：”
你们这些家伙相互之间都容不下吗？既然你们相互之间都处不好，这个机构叫我怎么维持得了呢？“‘在员工们眼里，他们就像相互摔盘子吵架的父母一样。”甚至在我们这个层次都能听到他们的抱怨声，“该机构的历史专家戴维。哈奇博士说。
米尼汉补充道：“员工们也异口同声地跟我说：”那些家伙不和，他们老打架。“
‘由于关系紧张，克罗韦尔于1997年9 月离开了国家安全局，这也是情理中的事。
差不多20年前，博比。英曼来到国家安全局的时候，他的想法与米尼汉的想法相类似：局长要强，副局长要弱。英曼选了一位女性——安。卡拉克里斯蒂——当副局长，（“安知道我想当名副其实的局长，”他说。）米尼汉也如法炮制，选了芭芭拉。麦克纳马拉作为第二任女性副局长。米尼汉说：“从比尔过渡到芭芭拉。
麦克纳马拉的目的，就是让她明白我对这两个职位的看法，让她明白我的意图：在我们的工作中不应当有架空别人的行为。谈话的目的就是：保证我的意图……清楚明白。“
芭芭拉。麦克纳马拉身材矮小，金黄色的头发理得很短，国家安全局内部许多人把她的名字简称为“BAM ”（意思是“应用数学学士”）。她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克林顿，1963年从里吉斯学院获法语学位后就以语言专家的身份进了国家安全局。
被任命为副局长之前，麦克纳马拉已经是业务理事会的负责人，而且还出任了国家安全局派驻五角大楼的代表：国防部全国密码学代表。
“今天在诸位面前宣誓就职，我感到很荣幸，”宣誓仪式结束后，麦克纳马拉在国家安全局的自助食堂对职工们说，“我希望，在今后几年，这个机构能够团结合作，在下一个‘纪念日’再来庆祝我们将要取得的成功。”
这对新搭档不仅进入了前任班子在8 楼的相互毗邻的办公室，而且也接管了他们留下的员工中的种族和性别等问题。如果说有人对麦康奈尔的做法感到满意的话，那似乎也只是极少数人。国家安全局员工向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投诉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从1990年的17人增加到1995年的45人。有些人甚至开始提出质疑：为了完成各项人才聘用指标而将一些无经验的雇员提升到保密的岗位，这种做法是否意味着危害国家安全？到1997年米尼汉接任后，与种族和性别有关的法律诉讼至少有十几起，以前的员工开始攻击高层领导是”爱尔兰黑手党“，而把”歧视投诉与咨询办公室“称为”黑人的党组织“。
根据新的晋升政策，女性和少数民族员工享受的晋升的机会至少多一轮，因而如果说少数民族的女性员工有三次晋升的机会，那么白人男性员工只有一次。这种政策使许多资格老的员工非常愤怒和沮丧。威廉。桑塔格1993年就被考虑提升为部门副主任，但一直没有被提到这个岗位；有三次机会都被女性所占。他提出诉讼，声称“仅仅是由于不考虑白人男性担任办公室的领导而三次剥夺了我担任管理职务的机会”。桑塔格败诉，但在他再次上诉时，政府解决了他的问题。
桑塔格和其他员工实际上认为，国家安全局在不给员工晋升机会以及时在解雇员工时采取了一种过激的行为。律师小埃米尔。埃诺在安全局工作了27年，他也持相同的观点。1997年春，他收到国家安全局员工的20多份请求，请求他提出上诉：“突然这件事成了压倒一切的问题。”埃诺把人事办公室称做“准军事小组”，他说，该机构根据秘密进行的员工咨询会议提供的信息取消有关员工的安全认可。在国家安全局丧失安全认可就意味着丧失工作。“一提到某事与‘国家安全’有关，每个人都会不寒而栗，”埃诺说，“每个人都靠安全认可而生存。”
为解决内部问题，国家安全局设立了一个监察长办公室，由多位律师和调查员组成。但有些员工认为，这个办公室的主要作用只是为了保护该机构而不是为了伸张正义。玛丽。安。希伊几乎比任何人都有更为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一点。希伊于1988年由联邦调查局调到国家安全局，并被安排在五角大楼设在弗吉尼亚北部的一个极为秘密隐蔽的单位工作。
1994年，她在等红灯的时候，一辆汽车顶进了她的“丰田雄鹰”的尾部，给她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的残疾。结果，她向那辆肇事车的司机提出诉讼。为了证明确因伤残而使她工资受损，她要求该机构向肇事司机的律师提供她的工作档案复印件。
国家安全局说，“员工信息”只提供员工的职务、级别、工资和工龄等方面的证明。
她还要求该机构不要和肇事司机直接联系。
后来，希伊得知国家安全局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