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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全会和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向全党着重提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问题，实际上也是倾听群众呼声，不脱离群众的问题。他说，最近几年，我们有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大概是官做大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或者不那么认真了，不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不去接触群众和干部，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这是很不好的，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在对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人忙于行政事务工作而不作调查研究、脱离群众的毛病提出批评的同时，也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纠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1961年1月中旬，毛泽东决定派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搞农村调查，组长分别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毛泽东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请他为中央起草一通知，建议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应利用会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在中央发出这个通知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于4月初至5月中旬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县农村进行调查；周恩来于4月28日至5月14日期间，带领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农村蹲点调查；朱德于3月24日至5月5日期间到四川、陕西、河南进行调查；邓小平、彭真率领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进行调查；陈云于6月下旬到7月上旬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作调查。在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的基础上，又在1961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召开了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作了重要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了分配上供给制部分的规定，停办了食堂，从而进一步解决了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公社内部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要求、呼声、情感和经验的集中反映，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是深刻了解群众，时时、处处、事事都同群众相结合。他的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著作、思想、政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绝不是他一个人头脑中空想出来的。事实上，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在各个时期的情感、要求、呼声和经验的集中反映。向群众学习，调查群众的生活，倾听群众的呼声，吸收群众的经验，这是毛泽东思想、政策的来源。他说过，“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 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38＇毛泽东的思想、政策、办法都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来又回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作宣传解释，贯彻到群众中去，检验它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利益、人民情感的最好的体现者、代表者。他的天才、聪明、智慧是中国人民的天才、聪明、智慧的高度集中的反映。他把人类几千年科学思想结晶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丰富生动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于中国实际情况之中，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要求和呼声相结合，因此他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能够把广大人民的天才、聪明、智慧高度集中起来，化为自己的天才、聪明和智慧，以指导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在1960年3月一次会议的插话中说：《毛泽东选集》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代价的。这就是说，毛泽东著作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流血牺牲的伟大斗争中写成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坚持同群众相结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胜利之本，成功之路。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最根本的问题，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原则，脱离群众，没有很好同群众相结合。
第三，向人民负责，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
毛泽东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向人民负责，为人民的利益而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他曾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39＇他还说过：“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40＇因为我们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为人民利益可以舍得一切，只要对人民有益的批评意见，理所当然地要虚心采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对人民负责，就应该善于听取批评，接受批评，就必须有勇于改正缺点、修正错误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只有善于接受批评，勇于修正错误，才能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消除自己身上的“病苗”，防止腐败，不断完善自己。毛泽东既是我们党三大作风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三大作风的力行者。他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面对工作中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方面，毛泽东仍然是我们党的楷模。
毛泽东重视党外人士的“精兵简政”意见，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连续“扫荡”，实行了“三光政策”，国民党反动派也加强了对解放区的包围封锁，在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内，解放区遭到了极大的困难，部队给养不足，群众的负担也很重。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开幕。米脂县参议会会长李鼎铭先生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其主要内容大致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这一议案提出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先生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而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却非常重视。他反复看了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段落圈了起来，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当“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发言后，毛泽东站起来鼓掌走到台前，深刻地阐述了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上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队伍，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毛泽东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评论“精兵简政”提案在参议会上获得通过，把它提高到政策的高度来推广实行。在两年多时间里，就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在精兵方面，部队内部精简，裁并了一些机关，一部分人民充实到战斗单位；一部分人员送到学校去学习提高与深造；一些老弱残废人员转到生产战线及地方机关工作。在简政方面，精简了机构，精简了人员，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单位减少至22个，边区减少了13000多人的经费粮食预算，边区政府建立了合署办公制度。合署办公前，各厅局共有700来人。合署办公后，只有280来人，占原来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各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