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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也想起了留在家里的照片，暗自庆幸当初没带上它们。我赶忙开始从车上卸行李，哈米德悄悄问其他人哪里可以租到马匹和向导。我们计划穿过狭窄的山道，从西南方向前往贾布尔萨拉热，这个地方还不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们打算从西边兜个圈子，翻过群山，绕过火线。这样就不用直接往北，虽然那条路线更直接，但也最危险。
我们担心塔利布会拿走护照，撕得粉碎。等轮到我们过哨卡，荷枪实弹的士兵并没有多加注意。他们的同伙跟那女子玩的“游戏”似乎使他们心情大好，匆匆检查完我们的行李之后，就给我们放行了。排在我们后面不远处的一个女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很显然，她来自北部省份，因为她缠的是白色头巾，典型的阿富汗北部地区风俗。塔利布就因为她穿了这样的衣服，用棍子和鞭子狠狠抽打她。
我本来并不怎么想骑马，但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恨不得马上摆脱这些可恶的没有人性的家伙，尽快到达远处相对安全的山中。哈米德好不容易租了一匹马，我真担心怀孕7个月的自己还能否上得了马背。在哈米德的帮助和我强烈的逃生本能之下，我顺利地上去了。哈米德在一旁走着，要甩掉塔利班了，可我感到怪怪的，我的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平行世界。哈米德和我这样的一对年轻夫妻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阿富汗的形象：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妻子，胸怀大志，有一个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温文尔雅、才华超群、柔情蜜意。而在现实中，我却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留着长发、胡子拉碴的丈夫牵着马，带着我翻山越岭。这样的塔利班思想禁锢着我的祖国，仿佛要将其带回到中世纪。
但是，即便怀着恐惧，我依然有着强烈的乐观精神。塔利班并不代表着我所了解和热爱的阿富汗人民的精神。他们已经偏离了正道，是一场疾病，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疾苦，这场病久久没能痊愈。翻过一座座山，蹚过一条条溪流，通过一条条窄道，我的压抑感渐渐退去。每迈过小心翼翼的一步，我仿佛就轻松了许多，最后，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抵达北方盟军的前线。
到达之后，并没有什么隆重的欢迎仪式。到了便是到了，那地方是个小镇，人们像往常一样各忙各的。我们的向导仿佛转身对我们说：“看，我们到了。”我们又叫了一辆轿车，载我们去贾布尔萨拉热。车子只开了几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但真的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市场一片繁华，顾客比肩继踵。女人来来往往，跟男人随意交谈，根本没有塔利班那一套严格的监督体系，餐馆里的顾客爆满。哈米德和我住进了一家宾馆，这在喀布尔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里却是再正常不过了。
站在宾馆的门厅里，我想起了去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塔利班高压政策下的生活大大改变了我，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改变的。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自信心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天的担惊受怕耗尽了我的体力。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个温顺的塔利班妻子，而在过去，我一定忙着登记入住，查看房间，确保行李工搬进了所有的行李包。现在的我很被动，只会等着丈夫安排好一切。想到自己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真的很伤悲。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这是母亲生前一谈起我的童年就赞不绝口的优点。塔利班将那么一个自信、有决心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弱小、冷漠、胆怯、疲惫的女人，一个生活在蒙面长袍底下，将自己隐身的女人。
我竟然不敢上前跟宾馆老板讲话，而他正挥着双手欢迎我们入住。我对男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觉得他们残忍，不值得信任，只会伺机剥削、利用女人，而我发生这样的转变竟然是打着伊斯兰教的名义完成的——尽管这样的伊斯兰教不是我所认识的教派。对两性的这种看法源自我内心的恐惧和怀疑，而不是出于我一直以来所相信的尊重。
我母亲生活在一个更保守的年代，但是她却拥有自由和权利，到了我这个时代，这两样东西居然都被剥夺了，生活在塔利班铁蹄之下的千千万万其他妇女也被剥夺了。母亲想什么时候回去见家人就什么时候去，父亲不在家，她还承担起管理家庭事务的重任，负责将他的奶牛赶到高山上的牧场放牧。是的，父亲打过母亲，如今看来，这是不对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农村文化中再正常不过的事，但除了这一点，我知道父亲是完全尊重她的。塔利班对女人也是很暴力，但根本没有尊重可言。
我们上楼到房间去。房间是典型的阿富汗客房：空间不大，地板上铺了垫子。我那天的心情有点怪，脱离塔利班魔掌之后的自由心情勾起了内心深处长久以来压抑的情绪。哈米德心情很好，像个小孩似的在小房间里蹦来蹦去。我本来还以为在监狱的时候，冰冷的寒夜里，他的稚气早就被榨干了呢。他的热情极具感染力，后来连我也都放松了起来。我摘掉蒙面长袍，扔到房间的角落，一起被抛掉的还有我的烦恼。看着皱巴巴、脏兮兮的蒙面长袍堆到一边，我真想跳上去，将其踩进地板里去。
“戴上围巾吧，亲爱的，”哈米德说，“我们出去走走。”听到这话，我感到无比的陌生，就像是他在怂恿我顽皮捣蛋，仿佛我们是调皮的孩子，在策划某些被禁止做的事。
也正是在这时我感到一阵狂喜。我可以那么做，我真的可以戴着围巾出去，像一对正常夫妻那样上街。我只需遮住头发，不用遮住脸。因为怀孕，我的肚子很大了，但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天我高兴得双脚几乎不着地，蹦蹦跳跳像个十几岁的少女。
拂面的微风有如自由之吻。围巾遮住了所有的头发，衣服也中规中矩，完全符合伊斯兰教义，但是，没有了蒙面长袍，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赤身裸体，非常不自然。我开始反思塔利班对伊斯兰教义的戕害是多么严重，这些人以真主安拉的名义行事，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尊重这位神。他们非但不遵循《古兰经》的圣训，还将自己凌驾于圣训之上，以为他们自己才是道德审判官，可以断定孰是孰非，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他们绑架了伊斯兰教，腐蚀了伊斯兰教，使其沦为满足他们私欲的工具。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公交车前往波勒霍姆里，即巴格兰省的首府。阿富汗公交车上的秩序非常混乱，哈米德和我爬上车后，等待其他乘客向亲戚朋友做最后的告别，或是与司机理论，或是往本已装载过度的车顶塞一件行李。车外，有一名街头小贩在兜售当地奶酪特产，那也是许多阿富汗人最喜欢的野炊菜品。和大多数孕妇一样，我也很喜欢吃这种奶酪，于是就让哈米德去买。他真是个好丈夫，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等他买回来后，车子刚好启动。他气喘吁吁，手里拿着一小块白色奶酪。我尝了尝，味道很淡，有嚼劲，与莫泽雷勒干酪无异。但是，很有骑士风度的他匆匆忙忙冲出去给妻子买奶酪的时候，竟然忘了买葡萄干——通常，这种奶酪配上葡萄干才能带出味儿来。尽管我并不是不感激，但多少有些失望。车子快要开了，根本没时间回去再买。我正要决定将就着吃的时候，被车窗上的一阵敲打吓住了。我转过脸，以为这一定是塔利班来威胁乘客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遇上了一双慈祥的眼睛，是那个卖奶酪的老人。
“给你，妹子，”说完他便递给我一个小塑料袋，“你丈夫忘了买葡萄干。”换成是塔利班，我们早就被当成罪犯，而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客气、礼貌和尊重。这是人类最普通的一个善举，不多不少，但它就是令人出乎意料地感动，我的双眼不禁流出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