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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情报送往巴黎。
1939年1月，在富特门的帮助下，伯吉斯调人D处工作，并被安插到一家似乎很
有威望的广播公司任德语播音员。德语的这套节目属于宣传、文艺和流行歌曲的综
合性栏目， 每当天空没有雷声轰鸣时，他们就开始了节目的播音工作。领导D处工
作的是风度翩翩的少校（后来升为少将）劳伦斯·格兰德。他身材瘦长，长着黑色
的唇提，是一个举止优雅的人，在西装衣襟处总是一成不变地闪耀着鲜艳的纽扣。
人们称他为 D先生。无论在对外国政府和社会舆论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方面，
还是在实施各种暴力形式的（美其名日为）“特殊行动”方面，格兰德并不具有内
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经验。根据其手下人员金·菲尔比（曾一度为他工作）评
价，格兰德“时常自由地翱翔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之中，不切实际想入非非，他毫不
畏惧任何宏大的和疯狂的念头”。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借助伯吉斯提供的详
细情报对开展“积极行动”的方案一般都要做一番认真仔细的研究。但也有一些伯
吉斯提供的计划方案常使内务人民委员部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比如一位专门研究
战时英国情报活动的官方历史学家就曾表示过惊奇不解、显然连内务人民委员部也
或多或少有这种感觉。问题出在一份关于在德国实施暗中破坏的计划上，这个计划
是由 D处制定的，它被视为破坏“齐格菲南部防线”方案，可是执行人员却是两名
被遣送回国的德国人，他们之中一个人完全失聪，另一个人几乎失明。
总的来说，伯吉斯两年来在秘密情报机构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菲尔比也调到了那
里。战争开始的头 9个月，菲尔比以“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在英军阿腊斯（法国
城市一一译者注）的参谋部度过。1940年 6月，法国投降并从敦刻尔克撤退后，菲
尔比回到伦敦，并利用关系希望在情报机构谋职。“共同的朋友”安排他和弗兰克
·贝尔奇会面。这个人曾任剑桥的历史教授，负责国家通讯密码学校（这实际是一
个研究各种秘密文件解密的组织）的人员招聘工作。菲尔比后来说，贝尔奇未招收
他的原因是“他不能付给我应得的酬劳”。这种解释听起来不是很有说服力——贝
尔奇招收的青年学者和专家年收人为600 英镑，这和菲尔比在秘密情报机构刚开始
工作时的报酬相当。实际上，主要是贝尔奇认为菲尔比不适合破译情报的工作。沮
丧的菲尔比只好等待时机，寻求新的应召途径。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盖伊·伯吉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菲尔比突然被召去谈
论“军事工作”（指的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和他交谈的是马乔里·梅克
首小姐，菲尔比称之为“令人十分愉快的中年女士”。她与菲尔比讨论了“在欧洲
反抗德国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次谈话除梅克富
小姐外，伯吉斯也参加了：
“由于伯吉斯出席，我开始尽我所能地自吹自擂，将我所认识的高层人物—一
列举出来，总之就像这种情形下所有人表现得一样。他们俩时不时交换一下眼光，
伯吉斯狡猾地、又充满鼓励地对我点点头。后来我才知道，我白花了这么多时间和
精力——因为一切早都定好了”
与伯吉斯愉快地度过休息日之后。星期一，菲尔比来到位于萨克森大街伯吉斯
办公室正式报到。伯吉斯的代号为W ，他给菲尔比起名为fiX4。菲尔比的第一项重
大任务是按伯吉斯的构想为 D处的间谍学校制订详细的计划、因为学校很快就要开
课了。而伯吉斯和菲尔比在其中担任教官。
1940年到1944年，伯吉斯、菲尔比和物桥五杰”中的其他人都归安纳托利·鲍
里索维奇·戈尔斯基（安纳托利·格罗莫夫）领导，同事们都称他为“杰里”。他
与伯吉斯和菲尔比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距苏联大使馆不远的肯辛顿花园的一条长椅上。
戈尔斯基的外貌与马雷、杰依奇和其他30年代的地下人员大不相同。他1907年出生，
1936年被派往伦敦任苏联大使馆一个小小技术人员的非外交职位。1937——1938年
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伦敦间谍机构的清洗，给了他完成任务的机会，他因此也升了官。
1939年他被召回莫斯科培训，接着就晋了职，最后以负有外交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
部军官身份被派往伦敦。戈尔斯基实际上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揭开这个秘密可能
一瞬间就能毁掉他的情报生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表格中，他填的是，他父
亲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的乡村教师。然而在1953年，即戈尔斯基即将被任命为
莫斯科中心美国处处长之前所进行的调查表明，他父亲曾是沙皇时期的警察。戈尔
斯基立即被免去了职务。
戈尔斯基的一名间谍是这样描述自己上司的：“个子不高，有点儿发胖，三十
多岁，油光的头发向后梳着，戴着一副无法掩饰那一双敏锐冷漠双眼的眼镜。”这
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残酷的职业间谍。“他穿着一套做工精细的西装，给人一种
肥胖懒汉的印象。”布兰特回忆说，“杰里”给他的印象是“倔强，又不可爱”。
1940年 8月，当他得知伯吉斯和布兰特违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统，共同住进了维
克多·洛希尔在本廷大街的住宅后，戈尔斯基试图劝布兰特搬出，但当被拒绝后，
他十分明智地不再坚持了。
菲尔比和伯吉斯在间谍学校工作期间，他们感到很乏味，也无法告诉戈尔斯基
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们无事可做——菲尔比回忆，——我们和校长聊天并帮他给
领导写那些永无答复的报告。 ”1940年夏，D处重新编人“特别行动机构”，伯吉
斯被解职。 他气愤地抱怨， 说他成了“官僚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菲尔比留在了
“特别行动机构” ， 并被任命为汉普希尔的比尤里间谍学校教官。菲尔比相信，
“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需要一些思想的灌输，以便他们到工作岗位之后，能对
英国政府的未来计划有所认识”。一这套理论促使菲尔比常到伦敦，与一位未来的
工党领袖休·盖次克尔（此人曾任工党经济战争事务部长，休·达尔顿的私人秘书）
共进午餐。由于休·达尔顿当时负责特别行动机构的事务，所以菲尔比认为和盖次
克尔交往有利无害。
1941年 6月22日，当“巴巴罗萨”战役刚一开始，菲尔比无疑是在戈尔斯基建
议下，试图调出“比尤里间谍学校”，在靠近英国知识界的什么地方找份工作。很
快，他接到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反情报）的邀请，因为这个组织在伊比利亚的代表
机构对西班牙内战时当过记者的菲尔比的经验十分感兴趣。
尽管菲尔比离开了，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网并未缩小，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间谍是麦克林的大学同学詹姆斯·克拉赫曼。战争开始之后，他从
一名候补间谍变为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1942年 2月，克拉赫曼进了特别行动机构
在开罗的南斯拉夫处，同时获少校军衔。在开罗的那段时间内，他凭借自己的智慧、
懂力和熟练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获得了超出他的军衔许多倍的东西。他的上
司贝济尔·戴维森指出：“他能以深厚的知识功底生动地谈论任何话题，但最喜欢
讨论政治问题。”克拉赫曼的一项主要职责是给那些即将被派往南斯拉夫的盟军军
官下达指示。他不知疲倦地历数铁托共产党游击队的高尚品德和米哈伊洛维奇王室
的罪行。他曾对加拿大的一个军官小组如是动员：
“你们要知道，这场战争已不再是单纯地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它已成为更具崇
高目的的战争——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
出来。”
1945年4月到8月，克拉赫曼一直肩负军事使命，驻在南斯拉夫铁托的军队中，
因为他无限忠于斯大林，所以，战后不得不对自己说过的许多话后侮。1948年铁托
背叛斯大林后，克拉赫曼写了一本批判他的书。
值得一提的还有战时在特别行动机构工作的另一名间谍。1943年 4月，英国安
全机构宣布，英国共产党领导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在完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
些小型任务之后，又从在特别行动机构匈牙利处参谋部工作的苏格兰年轻军官奥尔
曼·乌兰那儿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