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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话,他或许能迟一些被逮捕。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是他发送情报的话务员在布
鲁塞尔被捕。“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后,冯·谢里哈与情报总局合作似乎没了往
日的热情,他的搭档伊莉莎·什乔贝也很难从他那儿得到情报。1942年12月,情报
总局将间谍亨里希·克年(前德国共产党代表的儿子)空投到东普鲁士,然后他辗
转到柏林以期通过什乔贝与冯·谢里哈建立起联系。他随身带着向莫斯科发送冯·
谢里哈情报的无线电发报机,他还有一张冯·谢里哈1938年从情报总局领取数额为
6500美元的收据——若冯·谢里哈拒绝的话,这就是恐吓的把柄。德国安全机构对
此作出了十分符合逻辑的结论,克年的使命证明了“莫斯科认为谢里哈的工作具有
重大意义”。9 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伊莉莎·什乔贝,并等着克年与她接头,果然,
此事一个月后发生了。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是情报总局在西、中欧间谍网的一部分。德
国中央安全局称之为“红色乐队”(一些文章误译为“红色御夫座”),向莫斯科
发射密码文件的话务员被称作“音乐家”,“指挥”是利奥波德·特雷伯。特雷伯
后来说,1941年11月12日,布鲁塞尔的一名“音乐家”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小组有关
希特勒“蓝色”战役开始的情报发往莫斯科——此次战役就是一年之后对斯大林格
勒的战略进攻:
“第三号计划,目标——高加索,第一阶段预计在11月份进行,但要到1942年
春才能实现。5月1日前部队应布置完毕……具体内容晚些时候通知。”
据德国情报部门的评价,特雷伯的情报给德军带来的损失与舒尔采一博伊金小
组最重要的情报所带来的损失不可同日而语。特雷伯后来说,1942年 5月12日,他
的一个信使带给莫斯科“一条十分重要的有关进攻的情报”。这样特雷伯的回忆就
与苏联的材料不符了。关于“蓝色”战役的第一批材料是从一架被击落的德国飞机
上(1942年6月19日)上获得的。但6月26日,斯大林宣布他不再相信有关“蓝色”
战役的一个字,并责备情报机构上了这么明显的假情报的当。两天之后“蓝色”战
役开始,德国人在从库尔斯克到北顿涅茨的广阔战线上展开了攻势,这再次使希特
勒重新燃起了1942年底前战胜俄国的曾失去过的希望。
1942年,德国的无线电测向仪测出了“音乐家”的位置,这之后“红色乐队”
就逐渐减少了活动。特雷伯本人是1942年12月 5日在巴黎一家牙科医院的治疗椅上
被捕的。据后来一名反间谍机构的军官说,特雷伯“开始惊呆了,然后用流利的德
语说——干得太棒了”。后来他同意为盖世太保效力,这样就成了一个双料,或许
还是一个向莫斯科发送带有预警的伪情报的三栖间谍。引人注目的是,1943年他逃
掉并一直隐匿到战后。
然而,战时最重要的间谍网是瑞士的“红色三套车”。这个小组在德国有情报
源,其名字的来宙是根据发报员的数量而命名的,小组的头目是尚多·拉多(假名
为多拉)。毫无疑问,其中最有价值的应属德籍瑞士情报机关军官鲁道夫,廖斯勒
(别名“吕西”)。他的情报通过一个地下小组的领导拉舍尔·久边多费尔(别名
“西西”)和中间人克里斯蒂安·施纳杰尔发送给拉多。廖斯勒在德国有四名重要
间谍,他分别给他们取了假名:维特、特迪、安娜和奥莉加。虽然无法确定使用这
些假名的人究竟是谁,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还是得出了结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
是少将汉斯《斯特——反法西斯主义者,德军参谋部指挥官,由于后来参与1944年
7月刺杀希特勒事件, 与自己的上司海军少将卡纳里斯一起被处绞刑;汉斯邮恩特
·吉泽乌斯——反间谍机构的工作人员,曾任德国驻苏黎世副领事;卡尔·哈德勒
——希特勒反对派保守党领导,谋杀希特勒未遂之后也被处绞刑;上校弗里茨·别
特策利——驻雅典德军东南小组情报分析处处长。
“吕西小组”的隐秘性导致了许多神话的出现,其中包括下述假想,即该小组
只是个掩护。英国情报机构正是通过它将截获并破译的德国情报转给俄国人,这样
就可以隐瞒真实来源。虽然英国情报机构事实上并未将廖斯勒作为传递信息的渠道,
但瑞士情报机构却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诱使廖斯勒从事此项工作的主要是他贪财的
本性。拉多1943年11月向莫斯科报告:“西西说,吕西小组若再拿不到钱就将停止
工作。”拉多向莫斯科所发情报表明,与廖斯勒第一次建立联系不早于1943年9月。
尽管情报总局的间谍热爱祖国,并且业务精湛,但他们的情报对斯大林格勒战
役前苏军实战并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形成的初期休克状
态中,“大本营”(战时由总参谋部和最高指挥部组成的机构)经常搞不清德军的
位置。军事情报机构甚至未能及时发现德国人向南运动,结果导致1941年 9月基辅
沦陷。10月份,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势也令军事情报机构始料未及。1942年夏季“大
本营”又一次感到措手不及:斯大林和“大本营”都确信德国人试图夺取莫斯科,
可是德军却在南方展开了进攻。在德国人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时,苏军同样感
到心中无数,他们不知道德军下一次的打击目标是哪里。11月,德军的一个集群在
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大本营”确信,在“包围圈”中有八万五千人到九万人,
而事实上,被围人数至少比估计的要多上两倍。同样“大本营”当时也没有关于德
军解围行动的任何可靠情报,而有关德国从法国调 6个坦克师之事,“大本营”是
在遇到苏联骑兵之后才知道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由于德军1943年 1月
末~2 月初的投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赢得这场战役充分证明了红军指挥的高超水
平,证明了军事指挥官灵活、随机应变的能力,证明了苏联战士的英勇。这次胜利
的取得并不是靠苏联战役情报的质量,而是多亏没有完全依赖它们。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尤其是头两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掌握俄国盟国的情况要比掌握希特勒德国情况要好。提供有关英国政策的全部情报
的间谍,看来是“剑桥五杰”中的“第五人”——约翰·克恩克罗斯,1941年 3月
前议员亨基的私人秘书。1941年 7月亨基从兰斯特公爵大臣的职位上被调至权势略
逊一些的邮政总局局长职位,但他却保留了审阅国防部文件的权力,和一系列重要
委员会主席的宝座。1941年前,亨基领导着协调向俄国运送弹药和原料的联合供应
委员会。在战争开始的头九个月里,克恩克罗斯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上吨”
的文件。不过在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中,他显然是夸大了邱吉尔反对派的
力量。亨基是邱吉尔的批评者中具有毫不妥协精神的一个。有一次,他在私人谈话
中直接了当地说:“由清一色赞同者组成的军事内阁是有害无益的。”1942年初,
他以战争进程为依据写了一份“邱吉尔战略领导分析”,称之为“起诉书”。1942
年邱吉尔最终将他赶出了政府。
自从成立国外处和第四局(情报总局前身)后,苏联情报机构就一直对英国表
现出特殊的兴趣。而美国在战争开始前一年才被列人第二档次中。三十年代,虽然
第四局在美国的行动次数也不少,但它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美国,倒不如说是利用
它来对德日的重要目标实施战役行动。1938年,驻美国的主要联络员维塔克尔·切
姆伯斯的叛变给第四局带来严重打击。一段时期,切姆伯斯由于担心遭到内务人民
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暗算而转入地下,那时他并不想着手搞那些公开自己间谍生涯的
研究。1939年当他再一次出现时,他已经是一个作者,后来又成了“时代”杂志的
编辑。虽然他对苏德和约签订并不感到惊奇,却异常愤怒。就在9月2日——二次大
战开始后的第二天,他就将自己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国务卿助理、总统内务安全事务
顾问阿道尔夫·贝利。贝利使他相信,他的报告将直接上呈总统,他本人也不会因
与苏联合作而受到惩罚。然而,贝利并未向他承诺免于调查。与切姆伯斯会面以后,
贝利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