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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也不过在原来的16人的基础上增加到了24人。与其前人不同的是，第三处的
领导人物并非以残暴著称。十二月党人之后持不同政见者的领导人亚历山大·赫尔
岑曾说，“他还是相信，本肯多尔夫作为一个逍遥法外、凌架法律之上。有权干涉
一切事物的恐怖组织的头目，他还没有做尽他所能做的坏事……但他也没有干过什
么好事。他对此既不乐意，又无动力，也无心思。”当1840年赫尔岑出现在本肯多
尔夫面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形容憔悴而疲惫”的人，他的脸上是“莫测而
冷漠的人常有的那种虚伪和善的表情”。1844年本肯多尔夫死后，接替他的阿列克
谢·奥尔洛夫伯爵是十二月党人的一个领导人米哈伊尔·奥尔洛夫将军的兄弟。很
难设想，在一百年后，斯大林会效仿此例，让托洛茨基或是布哈林的某个亲戚成为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员，更不必说成为其领导人了。 在1823年到1861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判服苦役的29万人中，只有百分
之五的人是政治犯，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还不是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波兰
的反对俄罗斯统治的爱国者。在俄罗斯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不过是一小批贵族知识
分子。而且，只是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政治犯罪才有了法律定义。1845年刑法
对那些被认为犯有“书写或散发旨在唆使人们对‘统治当局’或君主个人品行不敬
的手抄或印刷品或声明”的罪行的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用理查德·派普斯
的话，“这个法典对于极权主义的意义与《自由宪章》对于独立运动的意义不相上
下”。在俄罗斯，从1845。年到1988年，除了1905年革命失败后和1917年布尔什维
克夺取政权之后很短的时期以外，只要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正确性表示怀疑，都被视
为是刑事犯罪。1960年刑法规定，对进行“旨在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
活动”的人，判处七年以下徒刑，并附加五年以下流放。
使第三处引以为豪的是：在整个1848年间，当西欧革命运动如火如茶的时候，
俄罗斯却一直“安详地打着盹”。村庄里的骚动以及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
年颁令解放农奴，使得新一代年轻的民粹主义贵族感到，农民革命的时机终于成熟
了。但是，在1874年，当那些满怀信心的激进理想主义者所发动的、旨在号召农民
同沙皇制度做斗争的“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一些失望的民粹主义分子便成了
恐怖分子、这些恐怖主义的追随者认定，暗杀沙皇显贵，无论对制度本身的瓦解还
是对沙皇制度阴暗面的揭露都将起到促进作用。1879年，一个有三十名成员的恐怖
主义小组组建了一个“民意党” 执行委员会。 尽管他们人数不多， 但仅在1878…
1881年三年间，这个小组就将沙皇当局推到了近似恐慌的境地，并以此证明了第三
处的无能。1878年，宪兵队长、第三处总督梅津佐夫将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刀
刺死在圣彼得堡的一条中央大街上。他的警卫马卡罗夫中校当时对此类行动竟毫无
思想准备。他所做的唯一反应就是用手中的伞将袭击者打了一下。恐怖分子轻易地
就逃匿了。在发生了几起恐怖活动和被“民意党”缺席判处死刑的沙皇遇刺之后，
曾有人对第三处的活动进行了专门调查。结果表明，沙皇的保安部队组织得实在糟
糕，使得沙皇“就是在自己的皇宫里也难以有安全感”。
1880年，名声扫地的第三处被解散了，由新成立的“国家警察司”接替其位，
该司在1883年直接改名为“警察司”，其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警察司下设一个专
门对付政治犯的”特别处”，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一整套“暗探局”的地区网络。
第一个“暗探局”是1881年开始活动的。以后整个政治警察系统都被称为“暗探局”。
尽管进行了多次改组，亚历山大二世还是在1881年被恐怖分子用简易手榴弹给炸死
了。
“暗探局”就其权力范围和活动规模而言，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在欧
洲，国家警察机构的活动都是受法律约束的，而“暗探局”本身就是法律。对于政
治罪。它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搜查谁、将谁投入监狱或将谁流放。放弃了马克
思主义信仰的自由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在1903年写道，俄罗斯和欧洲最主要的差
别在于其“政治整容系统的无限权力”。连沙皇制度本身的生存也受其支配。尽管
如此，沙皇俄国最终也未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警察国家。按苏联的标准，赋予“暗探
局”的权力还未真正运用。甚至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镇压的时期，也只绞死
了17名政治犯，主要是那些实施或企图实施这样或那样暗杀行动的人。在被送上绞
架的人当中，有因参加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未遂行动而被判处死刑的亚历山大·乌
里扬诺夫。密谋者们打算在1887年3月1日，即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六周年之时干掉沙
皇。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17岁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就是以后闻名于世的列宁）
发誓要向沙皇制度讨还哥哥的血债。到1901年时，共有4113名俄国政治犯在沙皇的
放逐之中，其中有180人被流放去做苦役。
在沙皇俄国受迫害最深重的是犹太人。普遍的反犹主义、由国家纵容的大屠杀、
限制性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歧视， 在亚历山大三世（1881—1884） 和尼古拉二世
（1894一1917）执政时期达到高潮，结果使得几百万俄国的犹太人被迫流亡国外，
主要是流亡美国。接替沙皇制度的政权也继承了这一古老传统，将犹太人作为替罪
羊，以转移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1891年近三万犹太人被一次性逐出莫斯科，成了
斯大林时期更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的先例。虽然“暗探局”并非国家排犹主义的倡
导人，但它毕竟对这一政策的实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暗探局”的一个工作人
员，因其在警察厅印刷的抨击性小册子引发了反犹运动而被奖励一万卢布。“暗探
局”的最后一任领导人A·T·瓦西里耶夫曾故作气愤地称西方报纸上指责沙皇政府
和“暗探局”姿意屠杀的“激愤性的文章”是“卑鄙的诽谤”。他在自传中写道，
“罪恶的根源”在于，“犹太人他们连正常的生产劳动也胜任不了。”
“若不是出于保护俄罗斯人，尤其是保护农民的需要，政府是没有理由采取反
犹措施的……。在俄罗斯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某种形式的压制，但遗憾的是，这种形
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的确想保护农民免受犹太人的残酷压迫，但这些努
力收效甚微”。
国家的排犹主义政策也使得我们明白了马克思主义为何在犹太人中比在俄罗斯
帝国领土上居住的其他民族中传播得更快。第一个群众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即有名
的“崩得”（犹太工人总联盟）建立于1897年。在1898年建立的最大的马克思主义
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及1902年由过去的民粹主义分子建立的社会革命党创
始人中就有许多人是犹太人。犹太民族的代表对革命运动的积极参预，助长了“暗
探局”的反犹情绪。
尽管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出身，但在斯大林时期，排犹主义又开始
抬头，虽然形式很隐敝。与“暗探局”不同的是，克格勃从未进行过对犹太人的大
屠杀。不过，克格勃却是苏联国家体系中的头号反犹机构。就国家而言，虽然领导
职位事实上对于犹太民族是无缘的，但外交部和党中央委员会基本上还是接纳犹太
人在其中任职的。但在克格勃内部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从一些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深
信存在着“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和“意识形态的离间行为”这一点来看，“暗探局”
反犹神话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1985年1月，第一总局情报处副处长，以才智超群、
善于准确评价而名声赫赫的11·fi·扎莫依斯基要克格勃工作人员相信（戈尔季耶
夫斯基也参加了这次会面），共济会的活动有明显的犹太痕迹，因而是大规模犹太
复国主义行动的一部分。
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克格勃的讲义和教材从不承认“暗探局”对待政治
犯和犹太民族的行径与今天克格勃的行为之间有任何联系。“暗探局”尤其重视对
外情报工作。它在国外的间谍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俄罗斯侨民。如今这些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