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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设的，因为是他通知库捷波夫，说有两个苏联来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代表必
须马上见他（其实这两人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负责人尼古拉·库
兹明，另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要员安德烈·菲赫纳），并说他们在
出租车里等着他。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进行这一行动的，还有一个信仰共产主义
的巴黎警察。这样，即使有哪个行人看到库捷波夫被塞进汽车里（真的有一个行人
目睹了这一切），也会当成是警察局在抓人（事实上情况真是如此）。 1 月26日中午，施泰冯以“请求见面”为由，来到库捷波夫家。库捷波夫的妻
子回答说，她丈夫去参加死者悼念仪式还没有回来。施泰冯来此的目的实际上是要
稳住这个女人，尽量延迟她因丈夫逾时未归去向警察局报告的时间，施泰冯在几个
小时的“等候”中，先是对库捷波夫的“未归”作了几种“宽慰性”的解释，而后
又建议她到白军圈子里打听一下。而与此同时，劫持库捷波夫的汽车在好几辆车的
护送下，正在直奔拉芒什海峡。后来，法国刑讯局提审的证人说，他们看到库捷波
夫被带上了苏联的轮船。
然而劫持并未成功，将军脆弱的心脏未能经受住为劫持而使用的麻醉物。在离
新罗斯克一百英里的时候，他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终也没
能审讯成库捷波夫，这样，也就没能揭破白匪反苏阴谋的其他秘密。
劫持库捷波夫后不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又招募了另一个流亡巴黎的将军。此
人便是国内战争时期白军某师指挥员尼古拉·斯科布林。在此之前，斯科布林的妻
子、人称“库尔斯克夜莺”的女歌唱家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姬，因思乡心切，已
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保持了好几年的联系。二十年代中期，她曾想获准回到苏联，
但是捷尔任斯基没有同意。在库捷波夫被劫持后的几周里，斯科布林将军和娜杰日
达·普列维茨卡妮几乎每天都来探望库捷波夫的妻子：一来向她表示慰问，二来向
她打听调查失踪情况的进展，并及时将情报转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斯科布林和他的夫人总是对我说，我丈夫仍活着，”库捷波夫的妻子后来回
忆说，“当我对这种信心表示惊讶之时，普列维茨卡姬便说，她做了个梦，梦见是
这样的。”
普列维茨卡妮很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经常高唱：“啊，俄罗斯母亲，
你白雪皑皑”和其他伤感的歌曲，很能打动流亡者的心弦，也使得她和斯科布林很
轻松地就打人了整个欧洲的白军圈子。
很多年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接替它的组织一直“恼怒地”否认他们同劫
持库捷波夫一事有关系。但是，1965年克格勃发布的一则死讯讣告偶然承认了这一
事实：“国家安全委员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普济茨基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一
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捷尔任斯基的学生。他不仅参加了捉拿萨温科
夫和摧毁‘托拉斯’组织的行动，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逮捕库捷波夫以及其他流亡
白匪分子的行动。C·B·普济茨基两次荣获红旗勋章，并多次受到肃反委员会的奖
励。”
库捷波夫之后，继任俄国军人联合会头目的是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
他的幼稚一点也不次于其前任首领。他最初的步骤之一，就是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
大部分资金委托给一个叫伊万·克吕格尔的诡计多端的骗子手。等1932年3 月克吕
格尔原形毕露时，钱也无影无踪了。在头年夏天，还是在与克吕格尔翻脸之前，邓
尼金曾忧心忡忡地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俄国军人联合会已经僵死了。除了其内
部无休止的阴谋活动外，它再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了。简直是一塌糊涂。”
在这些内部的阴谋中，最大的一起是由沙季洛夫将军发动的（他并没有得到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协助）。他组织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米勒权力的阴谋，并提出同其
他两名白军将军决斗。尽管两次决斗都取消了，法国当局还是威胁说要注销他的居
住证。最终沙季洛夫获准留下了，但条件是他再不参与政治。他脱离了俄国军人联
合会，并和其他一些沙皇时期曾声名显赫的人一样，陷入了对他们来说是窘迫的境
地，当起了出租汽车司机。
由于米勒的领导无能以及沙季洛夫的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毋须国家政治保卫
总局费力便自我瓦解了。不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为加快这一过程而插了一手。
斯科布林将军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俄国军人联合会内的最重要的间谋。1933年，
米勒派他领导“在芬兰的秘密行动”，一年后，在芬兰情报机构的帮助下，斯科布
林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两名间谍送过苏芬边境去“执行任务”。而内务人民委员部
的人早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到来。庆幸的是，刚一越过边境；这俩人发现事情不妙，
急忙以手枪自卫，然后又跑回芬兰领土上来。打这儿以后，芬兰人就拒绝帮助越境，
这显然是暗示，他们有情报表明，斯科布林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气恼的米勒
推翻了这一判定，称斯科布林是“阴谋与恶毒诽谤者的长期受害者”，并任命他为
“国外反间谍机构负责人”。
1934年，财政上的困难迫使米勒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总部机关迁到了便宜些的
租房里。一个俄罗斯侨民、商人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向米勒提供了一套一楼的
住宅，索价也比较适中。米勒当然未料到这个特列季亚科夫实际上是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间谍。化名为伊万诺夫。在米勒迁人之前。他就在住宅的房间里装上了窃听器。
此后的几年中，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用好几个小时来记录米勒同其下属的谈话内
容。 特列季亚科夫对事业的忠诚， 在下面这两封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于
1934年底发出的电报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巴黎——中心：
“我们认为有必要表彰伊万诺夫的勤勉以及对事业的忠诚。尽管11月23日晚生
了重病，但他不顾病体，抄了一整天的情报，这一点你们从呈报的记录中便可以看
到。”
中心——巴黎：
“请为伊万诺夫提供医疗费，望其努力工作、忠于事业。数目你们自定，但不
应超过月薪。”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讲道，到1933年，米勒以及俄国军人联合会已不再是其国
外活动的主要目标了，而取代他们的是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国外度过了十
一年半的时间。 1929年初到1933年夏他在土耳其； 1933年夏到1935年夏在法国；
1935年夏到1936年底在挪威；1937年1 月到1940年被害前一直住在墨西哥。在所有
这些时间里，托洛茨基的身边也和以前的米勒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潜到托洛茨基身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早期间谍中，最
成功的要数立陶宛的犹太富商子弟索博列维丘斯兄弟。他们就是以后更为人们所知
晓的杰克·索博列和理查德·索博林。从1929年春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两兄弟一直是
托洛茨基最贴身、最信赖的人。他们俩能够接触托洛茨基同自己在苏联的支持者通
信用的密码、秘写墨水和假地址。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大部分信件交给了他们，而这
些信件和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一样，全部都落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索博列
维丘斯兄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法国和德国度过的。他们同托洛茨基的支持
者会面，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二战期间他们又作为苏联间
谍出现在美国。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一次遇上了棘手之事。那是在
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得到消息（大约是一个监视托洛茨基间谍提供的），
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拜访了他。这个同情者就是因1918年
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大名鼎鼎的雅科夫·布柳姆金（他后
来被恢复了名誉，并且还升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机构”负
责人的职位）。当时布柳姆金同意将托洛茨基的书信交给拉杰克，而且，据克格勃
认为，还“商量了和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组织建立非法联系的办法。”特里
利瑟尔并没有马上下令逮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