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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在和另一个后来叛逃的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谈话时曾说：
“这是一起真正的阴谋，这从上层领导当中开始蔓延的惶恐就可以知道。当时所有
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都突然被宣布作废，而我们的各分队都已处于战备状态。”正
如弗里诺夫斯基所言：“整个苏联政府都处于千钧一发之势，不可能像正常时期那
样行动，也就是说先审判再枪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先枪决，而后再审判。”
据后来所知，是盖世太保决定利用斯大林这种病态恐惧症。他们伪造了一些文
件，里面说图哈切夫斯基打算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这些文件被秘密带
到捷克斯洛伐克。但事实上盖世太保并不用搞这次行动，因为还在捷克总统贝奈斯
给斯大林讲了所谓的军人阴谋之前斯大林就已决定要清除这些人。盖世太保就是在
自己最大胆的设想中也未曾料到，斯大林和叶若夫会自己开始逐个清除红军的高层
指挥人员。
显然，“叶着夫恐怖”的牺牲品的准确数字已永远无法弄清。1956年，在回答
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克格勃曾通报说：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
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看来真正的受害人数
还更多。命运的最可怕的嘲讽是，最危险的“人民敌人”竟是三个担负保卫苏维埃
国家任务的重要角色——党、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1934年党代
会上当选中央委员的139人 当中就有110人被枪决或被判处监禁， 而1966名代表中
只有59 人参加了1939年举行的下一次大会的工作。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80名成员中
有75人被枪决。红军中的军官有一半以上——大约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或是被
关进监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最高层领导两度被清洗。在亚戈达时期。18名担任国
家安全局一、二级机构的人民委员都被枪决（斯卢茨基除外，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
他是被毒死的） 。1939年叶若夫被撤换后，1937——1938年任职的122名高级军官
中只有21 人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叶若夫恐怖”彻底推毁了早期肃反委员会领导
人那种理想主义信念，即一切残酷都是建立新社会和同反革命斗争的需要。遭镇压
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周睹内务人民委员
部人员更换的见证人之一。她讲道：“1937年被清除的老一代肃反工作人员的特点
是趣味雅致，但弱于文学研究。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当着我的面（对奥西普）说，经
受一下惊恐的感觉对诗人是有益的（‘您自己这么对我说过’），因为它可以成为
诗人灵感的源泉。于是诗人‘就开始了对惊恐的全面的体验’。”
曼德尔施塔姆死在劳改营中，而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被枪决了。他的后继者们都
是一些修养不高、没有理想主义观点的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也和党内一样，
恐怖的氛围帮助了那些最不道德的、随时准备诽谤他人而保全自己的人存活下来。
驻在劳改营周围的行刑队的战士们，大多数成了酒鬼。每天早上，当他们从武器间
取来自己的枪时，总有人给他们一杯伏特加，喝完后，他们将那些受害者装上卡车
拉到由一些刑事犯挖好的坑前，命令他们排成队，然后就开枪射击：“在这些行将
毙命的人中，有些人默不作声，有些人就开始哭着，说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他们都是屈死的，等等。但妇女们只是哭着，互相紧紧依偎在一起。”
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把犯人排成行，后脑勺对后脑勺，然后进行比赛：
看谁一枪能打死更多的犯人。“娱乐’完毕，他们回到营地，把枪交回武器间，又
取来酒尽其量地喝，之后倒下便睡。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受害者中有俄罗斯的，也有外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和其
他外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中，大多数人都被定为“敌人的奸细”或“外国间谍”
而被枪决。最易受害的是那些非法的共产党的成员及其家人，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
们本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因各种原因都在国外的监狱里呆过，因此很
容易就被指控说他们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工机关收买了。在所有的外国共产党人中
又数波兰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间谍”嫌疑大，尤其是波兰共产党人更为苏联当
局所“怀疑”。首先，他们的领导人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在列宁死后站到了托洛
茨基一边。毫无疑问，他们都逃脱不了被枪决的厄运。马努伊尔斯基在1939年苏联
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为了破坏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托洛茨基的间谍
们千方百计在一些共产党中建立自己的‘代理派别’和‘小团体’，并挑起宗派斗
争，而受敌对分子沾染最深的是波兰共产党，其上层领导的位置，基本上都被波兰
法西斯间谍所占据”。
对于由西马·马尔科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斯大林也放心不下。因为他
们在1925年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曾持反对意见。不可思议的是，斯大林所信任的唯
—一名著名的南共党员，在战后成了苏联阵营里第一个异端分子，他就是约瑟普·
布罗兹·铁托。铁托后来回忆道：“1938年我在莫斯科前……我们讨论了是否应该
解散南共。当时在苏联的所有南共领导人都已被捕，就剩下我一人，我当时在那儿
真是孤立无援。”
最后一个大规模“粉碎国际反革命阴谋”的行动，是1938年2 月进行的对21名
“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成员的公审。主要的被告是布哈林、李可夫和亚
戈达，对他们的指控不外乎是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也有的那些罪名：进行间谍活动、
搞破坏、实施恐怖行动、积极为外国人侵和肢解苏联当马前卒、阴谋推翻苏维埃政
权、复辟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是，以前托洛茨基分子只是被指控同德国和日本的秘
密机构合谋，现在则指责他们还和英国和波兰的秘密机构合作。按照指控的说法，
托洛茨基似乎在1921年时当了德国的间谍，而从1926年起又成了英国间谍。对亚戈
达的指控更离奇，说他在一段时间内“被德国、日本和波兰的间谍像苍蝇一样团团
围住。”
在最后一次审判中“查明”，托洛茨基及其所领导的反革命团伙，曾答应将乌
克兰割让给德国人，把滨海边疆区及阿穆尔边疆区划给日本。1938年2 月又“查明”，
他们还把白俄罗斯许给波兰，将乌兹别克斯坦许给英国。托洛茨基分子们的恐怖主
义计划也越发显得危险诡诈、规模庞大。比如，亚戈达不仅参与了暗杀基洛夫的行
动，他还是首先利用医学手段进行“救死扶伤”的人之一：正是他一手策划毒死了
自己的前任缅任斯基、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B·B
·古比雪夫；正是他企图向叶若夫本人下毒，但未达到目的，因为他的阴谋被及时
揭穿。
在对“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理中所体现出的阴谋理论的新特点，
是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上来。他们认为，托洛茨基
分子已不是外国特工机关的一些普通帮凶，而成了他们的“走狗”，成了自己主子
的“奴才”。国家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宣称：“‘右倾分
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不是一个普通政治团体，而是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和奸细
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这一点已被完全彻底地证实了，而这也正是本案独一无二的社
会、政治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按照斯大林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阴谋理论，从十年前的沙赫特案件开始，外国
情报机构在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颠覆活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阴谋理论
的最终方案中，外国情报机构“后来居上”，成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进行
反革命险恶活动的主角：“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整个历史，是同国际资
产阶级欲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积极企图紧密联系的。在苏联策划的所有阴谋，不论大
小，没有哪一个没有外国资本家和军事集团的直接的、积极的参预。”
菲茨罗伊·马克林是“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旁听人之一。他
当时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中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后来他回忆道，在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