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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苏联有可能发动进攻的担心毫无必要，但却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担心被斯大
林解释为西方试图掩盖自己的侵略阴谋。1951年3 月，麦克林在自己提交外交部的
简短呈文中，用更激烈的言辞向莫金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满有把握地写道：“美
国人在远东乃至全世界玩火必然把我们引向战争的深渊。 ”4月，杜鲁门总统召回
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曾强烈主张把战争扩
大到中国领土上去。也正是此时他被解职。作为苏联情报人员，麦克林的前途也蒙
上了一层阴影。
克格勃第一总局认为，麦克林的暴露是“维诺纳”被破译而引起的最严重的后
果，因为使麦克林暴露的那些材料，也使克格勃渗透史中最有价值的间谍小组“五
杰”遭到了惨败。1949年10月，菲尔比以英国情报机构代表的身份前往华盛顿。菲
尔比清楚地知道克格勃的侦察行动，也早就明白化名“荷马”的人就是麦克林。他
在回忆录中故意这样写道，为了“挖出”麦克林需要半年时间，以免英国上流社会
因为发现自己圈子里有个叛徒而休克过去。被破译的“维诺纳”开始提到“荷马”
时很含糊，根据这些无法判断他是不是英国使馆工作人员，甚至无法知道他是英国
人还是美国人。据加罗尔德·麦克米兰证实，最初被怀疑的人数超过七千，几乎包
括了所有能够秘密横越大西洋的人、菲尔比一到华盛顿就得知，“联邦调查局正在
继续向我们调查有关使馆的清洁工和服务人员的状况”。
用菲尔比自己的话来说，“维诺纳”被截获也引起了他“深深的不安”。但很
明显，对麦克林的直接威胁是没有的。他的上司说，根据莫斯科的决定麦克林仍继
续工作，等对方网口收紧时再制定营救他的方案。1950年冬天以前，网口一直未收。
1950年底，怀疑对象减到35人，到1951年4 月只剩下10人。菲尔比假装寻找“荷马”，
并把调查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战前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证词上，此人在1949年的
审问中提到一名在外交部工作的苏联情报人员。这名被“怀疑”的间谍出身名门，
曾就读于伊顿大学和牛津大学（麦克林念的是剑桥大学）。菲尔比写道：大使馆的
安全官员鲍勃·麦肯瑟认为间谍就是波尔·戈尔一布特，即外交部未来常务助理，
他曾在伊顿和牛津上学。戈尔一布特那时主修古典人文科学，“荷马”这个代号对
他再合适不过，而且同他的姓氏也很相配。然而。1951年4 月中旬“维诺纳”又有
一部分内容被破译后，对戈尔一布特的怀疑马上就解除了，其他问题也迎刃而解。
这部分被破译的内容中提到，1944年“荷马”曾在一周之中两次去纽约同自己的上
司会面，顺便也去看望自己怀孕的妻子。而当时只有麦克林一人这样做过。
筹划让麦克林出逃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星期，因为英方决定不在法庭上引用“维
诺纳”的内容，这就必须寻找有关他从事间谍活动的其他证据、同上司讨论过现实
处境之后，菲尔比决定通过伯吉斯提醒麦克林。1950年8 月，伯吉斯到华盛顿出任
大使馆二秘。很显然这是他在外交界有所作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8 个月之后的事
实表明机会被错过了。1951年的一系列事件（几乎全部都没有提前准备）引起了弗
吉尼亚州警方、国务院及英国大使馆的愤慨，4 月他被召回。在“库茵·梅利”号
客轮离开纽约前，伯吉斯和菲尔比一起在船上的中国餐厅里共进午餐。铜管乐队的
伴奏声排除了窃听的可能，他们讨论了麦克林出逃的细节。按照与菲尔比预先商定
的计划，5月7日一回到英国伯吉斯应该通知尤里·莫金，“五杰”在英国期间他是
总头目，也正是莫金负责执行出逃计划。后来他当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院政治侦察
系主任时，对他如何组织这次出逃仍津津乐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注意到，莫金从未
谈及那个自高自大的伦敦间谍头目尼古拉·罗金也参与过此事。
4 月中旬麦克林已见不到机密文件了，很快他就意识到他受到了监视。接着电
话也被窃听，他对是否应打电话给莫金犹豫不决。使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时伯吉斯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帮忙了。伯吉斯回到英国以后就去了外交部。但那儿的人通知他
说已决定让他马上退休。而他借这次机会交给麦克林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会面的时
间和地点，届时将商议他出逃的计划。
不久伯吉斯收到了菲尔比的一封信，信上说起忘在大使馆停车场的汽车。但信
的末尾半遮半掩地警告说：“这几天气热起来了、”伯吉斯此时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了。菲尔比后来写道：“他眼看就要疯了，情况比别人所能料想的还要糟糕。他在
英国的仕途给毁了，而克格勃也不再需要他。我们深深为麦克林担心，竟谁也没想
到过伯吉斯。”
但莫金想到了。伯吉斯害怕同莫金会面，并让布兰特把自己的担心转告他。考
虑到伯吉斯的状况，莫金认为他在审讯中大概挺不住，于是便强迫他同麦克林一起
出逃。
关于麦克林和伯吉斯出逃的事存在着各种说法。 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5月
25日星期五早晨，外交部长罗伯特·马礼逊主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28日星期一开
始审讯麦克林。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马上便有一个至今还未被发现的间谍（通常
被称为“第五个间谍”，这种叫法是错误的）预先通知了伯吉斯，当晚他就同麦克
林一起逃跑了。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25日的会议，也没有什么预先警告。马礼逊是
根据手下人的书面证据决定审讯麦克林的，但审讯日期并未确定。伯吉斯的家在肯
特郡和萨里郡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子里、但由于人手不够和失算，军情五处和警察局
的特务组织都没能对它进行监视而让伯吉斯跑掉了。即便是军情五处拘捕了他，当
时所有的证据还不足以给他定罪。因为官方拒绝在法庭上使用“维诺纳”，这就意
味着除非麦克林自己承认罪行。这种情况在福克斯身上曾经发生过。如果麦克林的
精神像后来菲尔比那样能经受住考验，他可以否认有罪，但在当时无论是莫金还是
莫斯科总部都不能冒这个险。
麦克林通过伯吉斯得到菲尔比的警告。菲尔比通知自己的上司：军情五处在华
盛顿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杰弗里·帕特尔松已接到命令，在5 月23日前向伦敦报告
有关“荷马”事件侦察进展情况。菲尔比判断对麦克林的审讯将在5 月28日开始。
莫金马上决定执行出逃计划。24日到法国去的船票已经买好。25日晚（星期五）伯
吉斯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往麦克林那幢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式样的房子。当时麦克林
夫人刚刚为他生日摆好餐桌，夫妇二人坐在桌旁。那年麦克林刚满38周岁。伯吉斯
称自己是外交部的罗德泽·斯泰因，他坚持让麦克林马上跟他走。麦克林匆匆上楼
同儿子们告别后，惊慌失措地跟妻子解释了几句，便上了伯吉斯的汽车。他们匆匆
忙忙赶到南安普敦，正好能赶上半夜起航开往法国圣马洛湾的“法兰西”号轮船。
在法国。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伪造的文件，凭着这
些文件两人先到了日内瓦，然后从日内瓦回到了莫斯科。
30年后，每当尤里·莫金在安德罗波夫学院讲到“王杰”时，总会回忆起1951
年5 月伯吉斯和麦克林的危险处境。而他对布兰特的回忆却与此大相径庭。1945年，
克罗托夫在布兰特身上发现了同伯吉斯一样精神极度紧张的迹象。在之后的6 年中，
布兰特只为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完成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差事，从事科研并
在一个皇室成员的家庭的保护下休养，在此期间他完全恢复了精力。尽管在伯吉斯
逃回莫斯科后他又曾表现出新的紧张情绪，但莫金也欣喜地注意到。他在危急时刻
表现出的冷静的职业本能。后来莫金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坦白地说，领导像布兰特这
样的间谍是“莫大的荣幸”。伯吉斯和麦克林逃走时，布兰特却赢得了过去他在军
情五处时的同事们的完全信任。伯吉斯逃走之后。军情五处因怕此事声张出去而对
是否马上搜查他的住宅犹豫不决，布兰特答应向伯吉斯的同性恋伙伴杰克·希尤特
要房门钥匙。但在把钥匙交给军情五处的人之前，布兰特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