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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的总经理，并被授予人事权、投资权、销售权，这个经理可能干得很好，企业会做得很大；但中国公司的部门经理被派到美国的分公司当总经理，三年后，理想的可能是他做得很好，但这种可能性很小，最大的可能性是公司办得很差或者死了，但他自己把公司的客户拉走了，另外办起了自己的公司。这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商业道德靠什么（9）
张维迎：我想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问题。在中国，我们没有经理人市场，或者说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操守比较差，归结到底仍然是我前面讲的几个问题，特别是产权。我刚才讲的一个核心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好比说我作为一个企业经理我干得好，我把这个企业做得非常好，有资本家欣赏我，他给我的价码就提高了，所以我就有了价值。但如果我把这家企业做得很好，派我到美国去；我把这家中国分公司干得有声有色，政府突然把我调回来，接下来让我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的预期价值是多少我都不知道，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在外国利用公司的资产给自己赚钱，反正你也管不住。
观众：我注意到您讲话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人性本恶，咱们国家的法律现在好像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无罪推定。您怎么看待这两种差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昨天吴院长讲话中说到的，法律是第一位的，法律是最重要的，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所以市场就有规避法律的行为。您说信誉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好像法律更加稳定可信，比信誉更加稳定可信，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维迎：第一，我并不争论人性是恶的还是善的，人就是人，他一定是追求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东西，不论这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重要的是，他在追求这种美好的东西时，用什么办法得到，是与制度环境有关系的，这是我讲的核心问题。无罪推定，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法律，为什么？从经济学上讲，它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法律。好比说你去英国，去投保，是汽车保险，人家问你多少岁了，你说假话，说我50岁了，你说人家哗哗就写，不需要查你的证件。但是，一旦你的车出事以后，你说的不真实，你就得不到任何赔偿，那你为什么要说假话呢？所以我首先假定你是一个好人，那没有关系。但是我的制度可以保证你一般情况下不会干坏事。
而我们国家的法律，首先假定你是一个坏人。实际上我们好多的管理都是这样，首先假定你是一个坏人，然后你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那要一步一步来证明。在西方，你要办一个企业，也就是一个注册制，注册制也就是一个产权制度，就是我起了这个名字，别人就不能用这个名字了，另一方面别人也能发现你的信息。我们国家办企业实行审批制，审批制就是说要经过政府的各个关口，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所有人都假定为坏人，那么既然你是坏人我们就一道一道来审你，由此浪费的效率有多少！西方这种无罪推定首先把你当做好人，由于社会有一套良好的信誉制度，所以这是成本最低的制度。
访谈人：再看网上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说：张教授曾经说过把大部分管制取消以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提高30％，腐败减少50％，请问你这个数字比例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商业道德靠什么（10）
张维迎：我想有些估计是需要统计的，有些估计是monsense（常识），我觉得我这个估计可能还偏低了一点，如果把我们中国的审批制度废除，GDP提升可能不止30％。大家可以想一想，在美国十几分钟可以办成的事，中国要两个月，那你想一想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改成这个效率可以提高多少。
观众：请问张教授，最近中国的工商管理局有一个规定，就是企业的广告额不能超过经营额的2％，超过以后就是犯规，这个是不是政府干涉市场的行为？
张维迎：坦率一点讲这是比较无聊的行为。一家企业的广告费是企业自己的决策。不同的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产品，尤其在初期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广告费是终生的广告费还是一次性的广告费？如果是一个新的产品，我花的广告费比我卖的东西还多，但是对我来讲是最优的，因为我明年、后年就可以卖好多东西，你究竟按什么依据作出这决策？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无聊的政策。我想如果按这种思路下去，可能妇联还得规定一些女同志化妆花的钱不能超过生活费的多少，是吧！
访谈人：接着这个问题再说一下，像东北的哈三、哈六药厂“盖中盖”广告费花好多个亿，但是它自己投资这个产品的开发费用只是几千万，这样一个倒挂，就是广告费和企业投资的倒挂会不会对消费者的利益造成
损害？
张维迎：我想，消费者的利益是不是受到损害，主要由一个良好的竞争制度来保证。设想我是卖土豆的，我为了卖土豆花了1万块钱广告费，说你1万块钱买我的土豆吧，消费者会受到损害吗？不会的。因为人家可以买几块钱的土豆，干吗买你1万块钱的土豆。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市场竞争，你自己花多少是你自己的事。如果这家企业是独家垄断，它可以把成本都转嫁给消费者，如果是一个竞争者，你花再多那是你自己的，花得太多你就倒闭了。
观众：您刚才讲到山西票号的问题，我想问您，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现在出现这样的银行，没有等级、没有国家审批，你是把你的钱存在四大国有银行里，还是存在这样没有注册的银行？
张维迎：我仍然会存在国有银行，为啥呢？国有银行有国家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就是银行倒闭了都会给我，我何乐而不为！但是回到我前面讲的种树的那个例子，西方那些银行，都是从一个地方建立起的信誉，然后资产越来越多那么搞起来的。在我们国家，长期计划经济消灭了这种个人间的信誉制度的基础，所以突然之间如果放开，大家都去办银行，当然会有一些问题。但我想问题也不会那么大，如果现在你开个银行我不会存钱在你那里，你第二天就关门了，对吧？但是如果阿忆开一个我就可能会存在他那里，因为我对他更了解一点，如果认识他的人越多、相信他的人越多，他的银行很快就变大了。
商业道德靠什么（11）
观众：那你觉得这是一个信誉问题，还是一个制度或者说是法律问题呢？
张维迎：我刚才讲的信誉本质上就是一个制度问题，信誉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信誉表现为一个道德，但信誉的基础和本质是一个制度问题，所以我刚才讲的不是说这个人是好是坏的问题。
观众：经济学家还有法律专家是不是能把这个信誉问题彻底解决？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五个问题，美国这方面的问题就要少得多，但它的犯罪率也特别高，并且也有好多经济上的坑蒙拐骗问题，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维迎：经济学家、法学家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说清楚这个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你可以归结为信息的问题。犯罪这些问题都与信息有关系。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是不是说惩罚越严犯罪就越少？不一定。如果你犯了一个小错误要被判死刑，反正你已经要被判死刑了，干吗不去抢人去，可能犯罪更多了。什么事情都有适度的法律，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健康的社会产权制度下，有些人追求长远利益值得我们信赖，那么追求短期利益骗人的人就没有市场了。所以，那些骗人的人是被谁打垮的？是被那些讲信誉的人打垮的，而不是被政府打垮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访谈人：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是研究经济的，对这个信誉问题又特别感兴趣，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们，在现代化社会里商业信誉是什么？
张维迎：是人们为了获得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
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变化（1）
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变化
—危机时刻的中国改革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扭转了整个世界的潮流。大家普遍认为是市场失灵了，要加大政府干预。政府控制了太多的资源以后，企业家再怎么努力，再怎么给消费者创造价值，都不如跟政府搞好关系。原来我们允许改革过程中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