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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不久，母亲接着病逝，家中只剩下16岁的弟弟和14岁的弟媳。阿巧在离开深圳前心情沉痛地给安子打来电话，说她要回苗寨去，可能永远也不回来了。一个阿巧走了，更多的“阿巧”又来了。然而安子总忘不了阿巧，说如果有机会，还想着到贵州凯里去寻找阿巧，看望阿巧。写作组的人员都是从各自的单位抽调出来的。采访期间，安子每月几百元的工资由原单位照发。写作组也几乎没有什么补助。安子刚成家不久，住在通心岭的一间过渡房里。生活过得非常简朴。那天安子随身携带的那把折叠伞都快不成样子了。每次伞撑开后，她要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小钉子，把钉子揿上，伞才不会合上。同行的写作组成员赵尉杰老师建议安子把伞丢了。安子说：“不能丢哟，丢了它，伞就没有命了。”后来赵尉杰在写安子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件事，感慨地说：“安子太穷，穷得买不起一把新伞；安子又太富，富得拥有天底下最多的友情。”赵尉杰还写了一篇名为《安子的天空》的文章，收录在《深圳的维纳斯之谜》一书中。文章在开篇写道：当我们的笔，将要触及到一个深圳人熟悉的甚至成为万千的深圳打工者们崇拜的人物时，我们写作组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她，就是我们写作组中的一员——安子。“不要写我——真的不要写。”安子几乎是在央求了，“这样不妥。”但是，我们又怎能回避生活的真实？对于一个人的评价，社会可能褒贬不一，但一个人留在人生旅途上的足迹，以及从这些足迹中折射出的生活，却永远是真实的，不可能更改的。“如果仅仅因为她是我们中间的一员而不写她，我们将会感到缺失了什么。”“当我们在记录安子时，我们记录的已不仅是安子，而是数不清的打工妹们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汗珠和足迹。”“记录安子的故事正好告诉所有关心她的人，安子并不是突然冒升的‘明星’，也不是有什么‘强硬后台’的人，安子就是安子，是打工妹，是普普通通的‘人’。”安子是深圳打工妹中的一种典型，她有自己奋斗的历程。也许安子的成长可以作为一种现象，值得研究，对众多打工妹有某种启迪。那么，写吧，写这位普普通通的打工妹。于是，《安子的天空》一文成了《苦斗的维纳斯·青春无悔》章节中的第一篇。同年10月，《深圳维纳斯之谜》写作组被云南省经委邀请前往昆明学习和考察，并准备把《深圳维纳斯之谜》改编成电视剧。考察组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倪元辂带队，随同的有《深圳风采》杂志副主编陈秉安夫妇和安子。安子一行人一下昆明机场，便得到了云南省经委曾德虎先生的热情接待，在昆明呆了一天半，随后便到西双版纳，再到老挝和缅甸。曾德虎先生从始至终陪同着他们。远离了繁华、喧嚣的都市，在民族特色极其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区，每个人的心都变得非常纯净，那种状态下建立起来的友谊是弥足珍贵的。曾德虎先生两个月后来到深圳，为安子的第二本书《安子的天空——打工者情简》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积极地牵线搭桥，并为此书作序。曾德虎先生在《序》中谈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安子是一位很纯很纯的女孩，纯得让你起不了半点坏心眼。她像那原始森林中的一支山泉，净化了你的心灵。初次见安子，是在昆明机场。她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傻乎乎的小女孩，穿着一身草绿色的长裙，斜背着一个包。这一次我们玩得很愉快，先到版纳，后到老挝，再去缅甸，玩得个一塌糊涂、天昏地暗。我们好似回到了远古时代。在老挝，安子搂着一个大概是法国人与老挝人结晶的小女孩，一再要我多给她们合几张影。安子的眼里闪着泪花，那热乎乎的泪水使我眼前一片白花花。我看到的是好多好多个安子、不知照哪一个好。临别时，安子把一张大钞给了那小女孩，然后整整一个上午没讲一句话。这就是安子的为人。
一半是红色烈焰，一半是惊涛骇浪1993年“三八”妇女节期间，“安子的天空——深圳打工妹作家安子图片展”如期在市文联一楼的现代摄影中心展出。安子的先生客人为参展的照片全部配上了散文诗。其中有一首散文诗《安子：一同走过从前》后被《深圳人》杂志发表在创刊号上。深圳市委副书记林祖基、市人大主任李海东、市政协副主席刘波等市领导来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倪元辂，文化局局长陈荣光，市总工会机关党委书记黄远芳，团委书记张绮文，市妇联主席张宝琴，劳动局副局长谭国箱，市文联主席张俊彪，市作协主席林雨纯，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沙焕玉，《深圳人》杂志社总编辑程立达等负责同志来了。安子周围的打工兄弟姐妹也来了。《特区企业文化》杂志社的同仁给图片展送来了花篮，也送来了深深的祝福。安子以前工作过的一家宾馆听到消息后，也特意送来了祝贺花篮。而此次图片展的全部摄影和制作费用均是由这家宾馆的主管单位天地实业公司赞助的。1993年5月3日，安子和深圳团市委书记张绮文光荣地出席了团中央十三大。当时安子已有6个月的身孕。当她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坐在大会主席台位置上的时候，安子的眼睛湿润了。昔日的打工妹，能获如此殊荣，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安子一时感慨万千。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安子看到自己身披红色风衣端坐在主席台上，远远看去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参加了这次大会。与会的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前，安子有幸与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合影留念。这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组套题照片《打工妹当选十三大代表》。新华社也发了新闻通稿《打工妹出了书》。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对安子进行了专访。然而，现实的本真面目是：当你丰收鲜花和掌声时，同时也就收获了谣言和嘲讽。安子从北京开完团中央十三大刚刚回深圳，有人告知她的“深圳市文明市民”称号被撤销了。半年前，也就是1992年末，深圳市评选“文明市民”。在当时，安子的名字在深圳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或许是有这一因素在里面，在所有候选人当中，安子的选票最多，获得的选票足足高出第二名10万多张。在深圳广播电台的演播大厅，安子在非常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获得了“文明市民”的光荣称号。安子说在她所获得的各种荣誉中，这个荣誉是含金量最大的。因为它是大众评选的。可有人对安子的选票产生了怀疑。投选票期间，安子不在深圳，她跟另外一帮写作组的人去云南考察去了。当时每个候选人手上都有2000份登有选票的《深圳特区报》。其他的候选人通过自己的系统一下子把报纸分发下去再收回来。安子不在家，她的公司便通过“打工者之家”把报纸交给了前来活动的骨干成员。这帮骨干成员把报纸带到了他们各自的工厂。也许众多打工姐妹们太热心了，在投票时为安子积极奔走，以致于扣上了有拉票嫌疑的“帽子”。后来，有人到有关领导那里告了安子一状。于是，“文明市民”的称号在授予安子半年后，又被悄悄地摘掉。为此，深圳市人民政府专门发了撤销称号的文件，并把这个文件装进安子的档案。几乎是一夜之间，安子变成了一个“走关系拉选票”的人。那时候的安子，看到领导的脸拉长了，同事的眼神不对了，觉得自己完了。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安子听到这从天而至、耸人听闻的谣言，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傻了半天！她觉得自己太无辜，感到受到了莫大的委屈，她一时陷入了悲观绝望，站在七楼的天台上，她想到了死！可想到刚出生的孩子和很爱自己的客人，她又没了勇气。那段日子，安子消极地接受教训，还给自己订下规定：从此以后，再也不写一篇文章，再也不在任何一家媒体做专栏，再也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再也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她不想要什么荣誉，做什么名人，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妻子和母亲。她把自己严严地包裹起来，像一只受伤的鸵鸟沉默下来。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安子后来回忆说，当时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任何人来开导她，没有任何人来引导她。原来，人和人是需要互相扶助、彼此支撑的。安子说，她当时的人生正处于一个非常积极的时期，如果不是因为出现这一变故，在以后的三四年里，她可能会给社会做更多的贡献，可能会帮助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