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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亶望到任后，向总督勒尔谨申请，“内地仓储未实为辞，为疏请诸州县皆得收捐；既，又请于勒尔谨，令民改输银。岁虚报旱灾，妄言以粟治赈，而私其银，自总督以下皆有分，亶望多取焉。”时隔半载，王亶望竟谎报收捐1、9万石，得豆麦82万石。乾隆得知后，很怀疑。他说：“甘肃民贫地瘠，安得有二万人捐监？又安得有如许余粮？今半年已得82万，年复一年，经久必陈腐，又将安用？即云每岁借给民间？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
为此事乾隆曾诘问总督勒尔谨，并提出了“四不可解”。责令他做出明确的回答。所谓“四不可解”即“甘肃人民，艰窘者多，安得有二万人捐监？若系外省商民，就彼报捐则京城现有捐监之例，众人何以舍近而求远？其不可解者一也。且甘省向称地瘠民贫，户鲜盖藏，是本地人民食用，尚且不敷，安得有如许余粮，供人采买？若云商贾等从他处搬运，至边地上捐，则沿途脚价所费不赀，商人利折秋毫，岂肯为此重费捐纳？若收自近地，则边户素无储蓄，又何以忽尔丰赢？其不可解者二也。况以半年收捐之监粮，即多至八十余万，若合一岁而计，应有一百六十余万。若年复一年，积聚日多，势必须添设仓收贮，而陈陈相因，统计数复不少，似此经久陈红，每年作何动用？其不解者三也。若云每岁春间，出借籽种口粮，需费甚多，设无捐项，势不得不藉采买，约岁须价百余万金。然此项究系购自民间，与其敛余粟归之于官，复行出借，何如多留米谷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乎？或以为盖藏之内，多系富户，而出借种粮，皆属贫民，贫富未必相通，不得不官为经理，则又何如于春时，多方劝谕富户，减价以利平民，转需多此一层转折乎？其不解者四也。”对乾隆的指责与疑问，勒尔谨只好“饰辞具复”进行辩解。他上奏说：“甘肃报捐监生，多系外省商民，缘新疆开辟，商贾流通，兼路运物稀，获利倍厚。安西、肃州又为边陲门户，商民无不经由。近年粮价平减，伊等以买贷之银，就近买粮捐监，较赴京实为捷便，是以倍形踊跃。甘省向称地瘠民贫，盖藏原少，连年收成丰稔，殷实之家，积粮日多，实系本地富户余粮，供捐生采买，并非运自他处。至收捐监粮，原因常平仓储不足，开捐弥补，如果足敷储额，即当奏明停止。再每春出借籽种口粮，原取之捐项并采买内，实皆系民粟，但劝谕富人减价，势难一律遵行。今报捐之例，在捐生出余资，买粮上捐，固所乐从，而本地富户，亦无勉强。虽敛粟归官，实复散之于民，均称利便。”此言看来也顺理成章，暂时蒙蔽了皇上，使王亶望等人也一时蒙混过关。
乾隆四十二年，王亶望擢升为浙江巡抚。乾隆四十五年，正值乾隆第五次南巡，王亶望为了讨好主子，“治供张甚侈”。他不惜花费巨资，大修特修楼台殿阁，张灯结彩，备极方物，对于这一点，乾隆也觉得实在过分。他说：“省方问俗，非为游观计。今乃添建屋宇，默缀镫彩，华缛繁费，朕实所不龋”并且警戒人们“毋更如是”。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到浙江视察塘工，发现杭嘉湖道道台王燧贪污不法及原嘉兴府知府陈虞盛浮冒，便把情况反映给乾隆皇帝。乾隆发布上谕说：“朕上年南巡，入浙江境，即见其侈靡，诘亶望，言虞盛所为。今燧等借大差为名，贪纵浮冒，必亶望为之庇护。”这时正巧甘肃河州地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总督勒尔谨率兵迎战，结果因失利被逮治。乾隆命令阿桂、和饺艘黄鸶案仕嗖斡胝蜓垢玫鼗孛衿鹨逯隆：瞳｜与阿桂先后到达甘肃，他们在奏折中多次提到甘肃地方天气经常阴雨，道路泥泞，行军艰难，这就引起了乾隆的疑心。他想既然甘肃不时阴雨，为何王亶望等人却频频上报甘肃地方连年大旱呢？心想这一定是虚报，于是他命令阿桂和陕甘总督李侍尧审理、查核事实真相。最后终于查清此案系由王亶望擅自决定伪报旱灾，并“令监粮改输银及虚银赈粟自私诸状”。乾隆下令严审王亶望，抄没其家，“得金银逾百万”这就意味着王亶望的家产在100万两金银以上。
与王亶望同案的还有许多人，仅甘肃各府、道、州、县的长官，贪污2万两以上的就达22人。最后王亶望与这22人分别被处以死刑，勒尔谨赐自裁，坐死狱中。他们的子孙也被谪戍新疆伊犁。
（2）陈辉祖案：陈辉祖，湖南初阳人，两广总督陈大受之子。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后迁郎中。不久又擢为河南陈州知府、闽浙总督，兼任浙江巡抚。他曾参加审理王亶望案，并参与了籍没王亶望家产等事。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他借工作之便，进行“抽换挪掩”，私自侵吞了王家的许多金银器皿、珍珠宝玉。当时布政使盛柱上疏说：“检校亶望家入官物与原册有异同”。乾隆命令阿桂负责审理，终于查清了陈辉祖贪污的真情。再加上其弟陈严祖曾在甘肃当过知县，是王亶望贪污案中一个成员，最后兄弟二人均被处死。
（3）郑源寿案：乾隆后半期，在被揭发出来的诸贪污案中，除王亶望贪污集团外，就要数郑源寿案了。郑源寿原籍直隶丰润县，曾任户部主事，后调任为湖南布政使。在布政使任上，他“具服收发库项，加扣平余，数逾八万；署内眷属几三百人，自蓄优伶，服官奢侈。”为了满足无度的挥霍，他千方百计向各州县官吏逼索，州县官吏又敲骨吸髓，残酷地向人民搜刮，弄得湖南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郑源寿贪赃枉法的真相才暴露出来。案发后郑被判处死刑，当即斩首。
（4）郝硕案：郝硕为汉军镶黄旗人，两江总督郝玉麟之子。早年曾在军机处服务，后累迁郎中、山东登莱青道台、江西巡抚等官。就在他当巡抚后不久，即公开向州县勒索钱财。他曾以要进京觐见皇上、没有“行李”和“旅资”为名，向下属官员“纳赂”。乾隆四十九年，两江总督萨载发现此事，上奏谕劾，被逮至京师问罪。乾隆为此曾说“郝硕罪同国泰，国泰小有才，地方事尚知料理。郝硕尝朝行在，问以地方事，不知所对。不意复贪婪若是！且郝硕托辞求赂，正国泰事败时，乃明知故蹈，无复忌惮。”最后乾隆判处他仿国泰之例，赐自荆
（5）钱度案：钱度，字希裴，江南武进人。乾隆元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广西道监察御史、安徽徽州知府、云南布政使、广东巡抚、广西巡抚等职。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监管云南铜厂事宜。在此期间，他克扣铜本平余，并勒索属吏，把所得到的钱买金玉等器物，或把银两偷偷运回原籍。一次，他竟令仆人从云南携白银2、9万余两，回到家乡武进，并写信告诉其子，修建“复壁藏金，为永久计”。后来乾隆命令两江总督高晋抄钱度家，“得窖藏银二万七千，又寄顿金二万”。最后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6）伍拉纳、浦霖案：伍拉纳，清觉罗，满洲正黄旗人。知府、初任户部笔帖式，乾隆四十年授主事累迁张家口理事同知、知府、福建布政使、河南巡抚、闽浙总督等职。他与福建巡抚浦霖一起狼狈为奸，趁着镇压天地会等秘密结社起事以及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带患水灾的机会，大肆贪纵，“婪索诸属吏，州县仓库多亏缺”后经新任闽浙总督长麟和福建巡抚魁伦等严讯，发现伍拉纳接受盐商贿赂15万两，浦霖（浙江嘉善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福建巡抚。受贿2万两，以及伍拉纳的部下按察使钱受椿等人借地方械斗，滥杀无辜，收到贿赂后才给予销案。最后伍拉纳被抄家，共抄出白银40余万两、如意100多柄、胡椒800斜。查抄浦霖家，“得窖金七百、银二十八万，田舍值六万有奇。”最后伍拉纳、浦霖均被处斩。
（7）常丹葵案：常丹葵，外号“常鬼头”，直隶交河人。他原来是一个捐纳吏目。乾隆四十二年，分发到湖北。四十八年升迁为恩施县丞，因纠查民间秘密结社和宗教组织有功，被乾隆召见。后“奉旨回任，以知县用，奏升同知”。乾隆五十七年，调为新州知州，由于失察书吏舞弊等因被革职。嘉庆元年复职，被调到武昌任同知。他在职期间，为多吮吸民财，丧尽天良，无恶不作，“任意吓诈株连”百姓，并且使尽了极其狠毒的手段进行敲诈勒索。“乾隆六十年，委查宜都县境，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