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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弗…罗珀同样指出，巴恪思的虚荣导致他盲目自大，满脑子幻想，以至于自己都分不清是真是幻。他醉心于自己的编造，甚至能不假思索、栩栩如生地描述其中的细节。丰富的想象力和无可置疑的个性魅力使得他在行骗时得心应手，常常让那些对他深信不疑的人最终吃尽苦头。
特雷弗…罗珀的结论是，巴恪思根本无力分别事实与杜撰，假如作者长久以来缺乏诚实的话，无论他的作品曾经多么具有历史价值，最终也不足取信。
特雷弗…罗珀说，鉴于他的记录疑点重重，我们有理由认为《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的“景善日记”是巴恪思自己别有用心的编造，这轰动一时的自传，不过是一部色情小说而已。
“无论文笔如何有才情，也无法掩盖这种病态的淫荡。” 特雷弗…罗珀说。它们不过是一个自闭的同性恋的淫秽想象，是他“压抑扭曲的性欲的最后发泄”。
定论形成。随着《北京隐士》的出版，埃蒙德·巴恪思以及他对中国学术所做的一切贡献被扔进故纸堆。他成了历史上一段野史艳闻，一段色情笑话。人们记起他时，也不过是个可怜的同性恋、幻想狂、大骗子。
但又怎么解释雷哈德·贺普利和他饶舌的车夫的话。
雷哈德·贺普利医生之前曾受聘于北平协和医学院。日军侵华期间，他是瑞士驻北京的荣誉领事，负责管理同盟国的事务。他为巴恪思治疗，并成为好友，常常与他讨论巴恪思早年的生活。贺普利被他的故事所震撼，劝说埃蒙德爵士将他的生平写下来，甚至为此付报酬给这个病困潦倒的老人。巴恪思写出来的就是这两部手稿：《往日已逝》和《DM》。贺普利做两书的编辑并为之写了后记。
贺普利不愿把两部手稿在他生前出版。他于1973年去世，六个月后，两部手稿由他的朋友、从前的同事鲁道夫·格里（Rudolf Geigy）博士在巴塞尔机场秘密转交给休·特雷弗…罗珀。最初特雷弗…罗珀是准备将其付梓的，但后来发现巴恪思有着许多欺骗行为，决定改而写一部他的传记。出版商力劝他在《北京隐士》里透露若干手稿的情节，但被他婉拒了。他认为这会让他本人显得低劣，或许会招来巴恪思家人的鄙视。于是他将手稿留给巴恪思钟爱的牛津大学博德莱安。贺普利同样也将手稿复印了几份副本，转给伦敦的英国博物院、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学院图书馆。几十年来它们乏人问津。
有一位贺普利的朋友曾描述他是一个“尊贵、威严的人，礼数周到，一副老派作风，是一位沉稳的学者”参见莫里森·阿拉斯德尔（Morrison Alastair）：《为贺普利博士辩护》（Defending Dr。 Hoeppli），《纽约书评》1977年9月14日（Vol。 24； No。 14）。，但特雷弗…罗珀的评价却不甚中听。他指责贺普利幼稚，完全相信巴恪思所写的一切，但同时他把贺普利当成重要的资料来源，在《北京隐士》中他所描写的巴恪思的晚年生活，大量借用了贺普利所著的后记。特雷弗…罗珀甚至写到了贺普利的满族车夫认出巴恪思是已故慈禧太后的情人的细节。
编者序（4）
这个细节对特雷弗…罗珀来说并不有利。该车夫是《北京隐士》中唯一一个中国籍的评论者，这种不受任何人影响的评论支持了巴恪思令人震惊的说法。但特雷弗…罗珀引用此事之后，再没有重新提及，也没有作出解释。但笔者认为这一反方证据，给了我们充分理由，重新检视埃德蒙·巴恪思爵士的名誉之谜，重新审视特雷弗…罗珀义正词严的谴责和驳斥。
我从博德莱安图书馆拿到《DM》长达1393页的完整原稿，从此开始了研究。巴恪思的手迹很难辨认（见手稿照片），第二章和第三章也缺失了。在328页，我欣慰地发现了贺普利博士完整打印稿的第一页。除了巴恪思的注释，剩下的六百余页，以及贺普利的后记，都完全清晰可辨。第二部分书稿共有476页，是已经编辑过的《DM》的“最终版”，预备在作者死后出版。
我首先读的是贺普利的后记。许多内容在《北京隐士》中已经提及，但贺普利给我的印象，并不是特雷弗…罗珀所指责的那样，轻信、懵懂，是个不知情的同谋。
在1993年版的《北京隐士》的附录中，特雷弗…罗珀回应贺普利的维护者，他提醒他们说，贺普利“多次公开宣布，巴恪思的‘回忆录’真实可信”。“如果贺普利确实觉得巴恪思在骗人，” 特雷弗…罗珀说，“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把他的怀疑记录下来？”
但其实他记录了。在后记中，贺普利写到，他相信巴恪思的回忆录“并非纯属想象，而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但他补充说道，“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在研究完所有的资料之后再作评论”。后面他还谈到，当问到巴恪思关于《往日已逝》的片段，他“多多少少记起来，不可能见到过兰波（Rimbaud）”。贺普利不止一次提到巴恪思想象力惊人，在文中也写到过作者似乎无法把头脑中的空想与亲身经历区分开来。简而言之，贺普利相信回忆录是事实而非捏造，但他也提醒读者不可全盘相信。
贺普利的后记（也收录在本书中）是特雷弗…罗珀的参考资料，在《北京隐士》中对巴恪思的多次揭露俱是以此为据。作为首次，贺普利还提到《DM》和维克多·谢格兰（Victor Segalen）的小说《勒内·莱斯》（Rene Leys）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后者出版于1922年，描写的是太后的一位外国情人的故事。后记还写到，1910年左右有人试图偷窃慈禧的珍珠马甲，据说巴恪思也有份参与其中。至于“景善日记”，他确信系伪造，也认为人们“自然会怀疑埃蒙德爵士”，但他本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
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贺普利对巴恪思性情和人格的描写。他与特雷弗…罗珀所持的观点大相径庭，如果原因仅仅是因为贺普利曾见到过巴恪思，那么就值得深思了。他说巴恪思根本不是势利小人，他对贵族阶层相当“傲慢”，反而“和下层阶级的人能够迅速打成一片”。贺普利不否认巴恪思过分敏感，情绪无定，有他的缺点，但正是他内心的善让人们忘记他的缺点。埃蒙德爵士的“善良”，贺普利补充说，“正是他最大的魅力”。
在后记中，巴恪思也不像《北京隐士》中所描述的那样是顽固不化的“精神法西斯”。贺普利说巴恪思是他见过的最反英的英国人汉语学家司礼义神父（Paul Serruys）在致何大伟（David Helliwell）的信中（1986年12月1日），谈到巴恪思在姐妹会天主医院（Catholic Hospital of the Sisters）时，“不断抨击英国政府，以W。 丘吉尔为代表，他曾与其同窗。他们曾打过一架，丘吉尔把他击倒在地说道：“有一天我会成为首相！”司礼义认为，这听来“似乎只是一个老人的絮语”。，但他同时也说，“他不愿听到别人诋毁英国人”。他认为，巴恪思赞美日本礼仪，称颂“无敌的大德意志国”，这种亲轴心国姿态，可能是源于害怕日本占领军的报复。就我们对巴恪思的了解，这个解释很合理。当日本占领北京、纳粹肆虐欧洲时，巴恪思年事已高，身体病弱，作为敌国公民，本该被扣押，但日本人给了他特殊照顾，才得以幸免官方的说法是，他因老迈多病得到豁免，但据贺普利说，巴恪思称自己1920年之后被迫做日军的翻译。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无论是照他自己还是别人的说法，巴恪思是个胆小之人。灾难临头时，他多是临阵逃脱或称病躲避。
编者序（5）
《DM》中有一段隐晦的话，似乎是巴恪思祈祷厄运降临轴心集团：
或许，此语（幸运，不幸，幸运）指当前发生之事，否极泰来：塞翁失马，未尝非福，如谚语所说。
在另一处，作者谴责意大利法西斯摧毁了意大利的自然美，在这一点他提到义和团首领，将其比作纳粹地方头目高雷特（Gauleiter）。巴恪思显然对癫狂的民族主义者义和团并无好感，对于一个用词讲究的语言学者来说，做这样的类比应该不是无心。巴恪思的确曾随口抨击过犹太人，说英国国王的祖上有犹太裔，不过这事鲜为人知，他特别喜欢跟圆滚滚的犹太女人在一起。“可叹！”他感慨说，“政府就在这种人手里！”这样的批判虽然不逊，但在他那个时代却不罕闻。无论如何，像巴恪思这样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