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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埃蒙德·特拉内·巴…
太后与我 第一部分
编者序（1）
1939年，被日本人占领的北京。
有一位神秘的老人住进使馆区。他身着及踝长袍，花白长髯，头戴一顶无檐儿圆帽，其上镶嵌着一块硕大的红宝石，一副中国老派绅士的打扮。他操一口漂亮的北方方言，熟稔地招呼着仆役，让使馆区那些第一次见到他的外国人吃惊不小。
但此人却并非中国人，而是英国子民，曾经是整个中国最赫赫有名的外国人之一。此前多年，他一直隐居于京城西郊，闭门读书。现在日军侵华，他不得不离开寓所，丢弃财物，另觅庇护所。正如1900年义和团及清军围攻使馆区，残暴剿杀洋人时，他也同样被迫回到同胞处寻求荫庇。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年后的某日，使馆区有位叫做雷哈德·贺普利（Reinhard Hoeppli）的瑞士籍医生，坐着他的人力车经过这老人身边。那满族车夫一看到这老人，就急忙告诉贺普利他们可见到大人物了。这车夫说，他们刚刚经过的这人，据说是大清帝国最后一位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情人！这位老人，就是埃蒙德·巴恪思。
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爵士埃蒙德爵士称谓自己是“Bacchus”，中文“巴恪思”，但他宗戚的后人告诉我们，应该是“Backhouse”。，英国从男爵，祖上曾是显赫的奎克家族（Quaker）。1873年出生于约克郡的列治文市（Richmond），分别就读于埃斯科（Ascot）的圣乔治中学温彻斯特学院。在牛津大学，他没有读完大学课程，但他学习欲望强烈，对语言有一种罕见的天赋。1898年他来到北京时，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法语、拉丁语、俄语、希腊语和日语。不到一年，他便成为《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外交部的翻译，并为其提供线索。《泰晤士报》的G。 E。 莫里森博士（Dr。 G。 E。 Morrison）曾写到过他：“在北京城，没有人能像他一样翻译中文如此得心应手。”1903年，中国政府擢升他为京师大学堂（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他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能讲流利的蒙古语和满语。
巴恪思职业生涯中的辉煌时期是在1910年，他与另一位《泰晤士报》的记者布兰德（Bland）合作，出版了《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该书首次以全面的视野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帝制上最后一位伟大统治者的形象——她与一个摇摇欲坠的清朝。此书文笔平易浅近，引人入胜，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书中大部分资料来自“景善日记”景善者，满洲正白旗人（1823年…1863年），同治二年任翰林院学士，以理学著名于世；次年转内务府官；同治八年升内务副大臣；光绪五年升任内务正大臣。其父桂顺在道光朝为都统，甚得信任。景善之家，与叶赫那拉有戚谊，与满洲各贵族皆有关连，因之景善于朝廷巨细之事，皆详悉无遗。，据说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巴恪思在混乱中发现的。此书风靡世界，一时被传为旷世之作，一年之后清朝灭亡，这本书以及巴恪思本人，声名更是如日中天。
这只是故事的开始。埃蒙德爵士与布兰德另外合著了《北京宫廷回忆录》，在学术界同样深得称颂。1913—1922年之间，他把大量珍贵的中文印刷书以及部分卷轴和手稿，都捐献给牛津大学博德莱安（Bodleian）图书馆。1918年，他与悉尼·巴顿爵士（Sir Sydney Barton）合作，完成了《汉英口语辞典》的修订工作，该辞典由著名外交家、汉学家沃尔特·希勒爵士（Sir Walter Hillier； 中文名字禧在明）编纂。由于希勒爵士的个人推荐，巴恪思被聘为伦敦国王学院中文系教授，但出于健康原因他未能赴职。
编者序（2）
巴恪思同时代的人形容他：性格古怪，言语轻柔，彬彬有礼，态度谦恭。他风度迷人，十分健谈，但同时又是个隐士。他在北京寓居四十五年有余，远离使馆区的保护。他摒弃了早年衣冠楚楚的做派，服饰及生活习惯都完全中式。他我行我素，尽量避免与西方人接触，到访某地之前总遣仆人先行，确保并无外国人在。甚至于坐人力车时倘若从外国人身边经过，他竟然会掩起面孔。但除了这些怪异行为，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好客又风趣。
巴恪思于1944年1月辞世巴恪思死亡的官方诊断是“大脑软化”，但在这之前，他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据他的医生说，他“患有高血压，头晕，前列腺增生以及泌尿系统疾病”。去世前不久他突然昏倒，据医生描述，面部歪斜，说话困难，应该是死于中风并发症。。他本该带着人们的尊敬归于沉寂，没想到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又旧事重提。
1976年，特雷弗…罗珀出版了《隐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谜》（之后再版，改为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北京隐士》）TrevorRoper； ： England； 1993。，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可以说相当阴暗的巴恪思形象。该书指责埃蒙德爵士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巴恪思生前，即有人质疑过《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的“景善日记”是否确切最早认为该日记不属实的人是巴恪思的同事莫里森博士，（1911年3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晚上去拜访巴恪思……当他谈到‘景善日记’的时候面红耳赤。”）之后是在上海工作的记者威廉·路易松（William Lewisohn）。第一个以翔实证据驳斥他的人是J。 J。 L。 杜文达科（Duyvendak），他在早期做过鉴证［参见《景善日记之谜》（Chingshan’s Diary a Mystification）；《通报》，1937【2nd Ser。； Vol。 33； Livr。 3/4】； pp。 268294］。近年，该日记再次被质疑：罗海民发表《景善日记：伪造之线索》一文［参见《远东历史》，1991年6月（第一期），pp。 98124］，列举了景善实际生活与该日记所描写的情况之间的重大差异，极具说服力。尽管大量证据表明该日记系伪造，但毕竟它确实提供了不少信息，依然常被无数东西方学者引用。，但从没有人怀疑过是他一手伪造的。特雷弗…罗珀不仅指责巴恪思有意参与杜撰日记，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隐瞒证据，犯下一系列欺骗行为。他列举说，巴恪思多次以生意买卖为借口行骗，诸如售卖根本不存在的宫廷珠宝，还有用子虚乌有的船，运载假象的武器进行军火交易。按照特雷弗…罗珀的说法，总是有人上他的当，因为西方社会对中国缺乏了解，很容易就认为是不道德的东方人在整个交易中骗了他们。
特雷弗…罗珀在书中最耸人听闻的部分，是揭露巴恪思在临终前一年所完成的自传体著作——《往日已逝》（The Dead Past）及《DM》英文版《太后与我》的简称。，根本是伤风败俗的淫秽之作。在这两本书中，巴恪思以回忆录的形式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他在英国和欧洲的年轻时代（《往日已逝》），以及晚清末年寓居中国的生活（《DM》）。他称自己不但见过许多赫赫有名的文学和政治人物，而且曾与他们同床共枕。埃蒙德爵士记述了他与不少名人的性交往，其描写可说细致入微，包括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以及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首相巴恪思在《往日已逝》中写道：“如果一个青年有幸与首相发生性关系，其过程中所有要求必定是后者提出的。”。他所披露的暧昧关系几乎都是同性恋，只除了一人例外，此人竟是个石破天惊的大人物：中国一代专制统治者，1908年驾崩的慈禧太后。
编者序（3）
特雷弗…罗珀在巴恪思的罪名之后还加了一条：叛国亲敌。他说，巴恪思晚年对轴心国狂热崇拜，看到他们每一次胜利都会喜形于色。他认为巴恪思这种法西斯情结并非缘于年老智昏。他的作品本身充满了对欧洲专制时期的怀念，以及对拿破仑式铁腕统治的衷心爱戴。在他祖国最黑暗的日子里，巴恪思背叛了它。
特雷弗…罗珀评价巴恪思“无论与人交往还是做学术，都相当势利”，其实，他既非出身名门，又不善社交，虽声称结识权贵，却不足以与人家相提并论。他的浅薄可以从1890年左右的唯美主义找到根源，提倡“清高、叛逆”，这种思想影响其一生，到晚年发展成为法西斯迷恋。
特雷弗…罗珀同样指出，巴恪思的虚荣导致他盲目自大，满脑子幻想，以至于自己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