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惺华转达：“要杀便杀，不杀便放，倘有用我之处，亦不妨明言，再不要长期留此，
心中反党难受。”这话由杨惺华转达后，周佛海仍无表示。直到1943年2 月，周佛
海将程克祥叫到密室谈话，意思要程克祥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交与戴笠转报蒋介
石。程克祥答应了，所以从南京来到重庆。
程克祥说完，掏出周佛海的信来。我研究原信，确是周佛海手笔，便招待程克
祥，先在观音岩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然后，我回局本部向人事室查明卡片，核对照
片，证实程克祥确是军统南京区情报通讯员，于是将经过情形签请毛人风转报戴笠，
并将周佛海原信附上。
周佛海的信，并不是冠冕堂皇的一封信，而是日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上面用
毛笔行楷，寥寥几句，主要表示他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我在签报
戴笠时，主张先报告蒋介石，再派程克样回南京，利用周佛海关系，在南京建立无
线电台，与重庆直接通报。在电台建立后，联络密切，指挥灵便，情报行动和策反
工作都可进一步开展。
戴笠的阴谋诡计
过了三天，已是1943年的3 月下旬，戴笠通知我两件事：一、可以招待程克祥
参加“四一”大会；二、通知息烽看守所对周佛海母亲特别优待。戴笠的用意是：
让程克样参加大会，就是要他看到军统局的热闹情况，使他有一种深刻印象；预料
程克样要求探望周佛海母亲，所以事前优待周母，做一些表面文章。我即如法炮制，
—一照办。两天之后，程克祥果然要求探望周母。我报告毛人凤批准后，即由司法
室派员带领程克祥前往息烽。后来程克祥回到重庆对我说：“周母生活很好，天天
在吃白木耳呢。”我听了好笑。
签报戴笠的公文，好几天没有发下，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向曾家岩戴笠住
宅的机要室打听，才知道戴笠已将周佛海原信亲自报告蒋介石去了。因为事关勾结
汉奸，所以他在蒋介石面前，不用公文形式，不留任何痕迹，只作口头报告。事实
上他得到蒋介石允许，才通知我招待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的。可见这事在当时
的确是一件偷偷摸摸的勾当。
“四一”以后的一天，戴笠通知毛人风和我，招待程克祥同往曾家岩住宅晚餐。
彼此见面，略谈数语，戴笠即对程克祥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指
蒋介石）对他是可以宽大的。现在你仍回南京，担任南京区长，我这里派文书、译
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报机密本，跟你同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通报，
然后将周佛海情形，随时报告。”
接着，程克祥问：“周佛海自己表示，愿意立功赎罪，那么我去之后，应注意
哪些方面？”
戴笠说道：“周佛海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强迫沦陷区人民，将中央政府
的钞票一律调换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周佛海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中央政
府钞票，向内地抢购大批黄金，这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他没有出手，因为中央
政府发行的钞票，持有人当然可以用这种钞票购买黄金。所以黄金照样自由买卖，
政府并不加以限制，亦不拒绝。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
备金，到底储备得怎样，随时报告。照国际银行法规定，发行钞票，必须有六成以
上的确实准备金。第二，要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
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反正过来，政府是宽大为怀
的。这事你可相机进行。至于情报报道，那就不用我再说了。”
之后，戴笠于晚餐席上又向程克祥说：“丁默屯在南京的情形怎样？”程克祥
回答：“丁默屯在南京和李土群一起，负责特工总部，但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咙发
生变化，说话都没有响声了。”戴笠听了哈哈大笑道：“且看他悔悟如何？”
我听到戴笠对程克祥所说这番话，知道他对于策反工作的目的，只是一种政治
投机，利用策反名义，对汉奸使用欺骗手段，进行敲诈勒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还是照戴笠的意思，在第二天选派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密本和无
线电收发报机，跟程克祥一路去南京了。暗中还指定文书、译电员，随时密报程克
祥和周佛海情形，另又指定电台报务员，随时用台密（电台专用密本）报告文书和
译电员情形，这样层层监视，步步为营。
不尽汉奸滚滚来
程克祥等到南京不久，周佛海又千方百计争夺到上海市长。他在伪政府代主席
陈公博面前坚决表示，宁可不干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非干上海市长不可。这个道
理很明显，周佛海从程克样方面得知了戴笠的意图，所以他一定要干上海市长，可
以大大地直接搜刮一批民脂民膏，作为储备券的六成准备金，来报效戴笠和蒋介石，
作为他立功赎罪的资本。可惜这种办法，只是加重了沦陷区人民的无限痛苦。
关于策反方面，周佛海首先介绍他内弟杨惺华，通过程克祥与军统发生了关系。
杨惺华也是湖南人，因是周佛海至亲，成为周佛海面前第一个心腹之人。周佛海兼
任财政部长，杨惺华名义上是财政部的总务司长，可是他这个总务司长在财政部权
高一切，等于财政部长。如今摇身一变，跟着周佛海也投人军统。
陈公博原是汪精卫死党，汪死后，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原任的行政
院副院长即由周佛海接任，所以周佛海与陈公博是一鼻孔出气的。自从周佛海与军
统发生关系后，陈公博也来东施效颦，于1943年6 月间，派一个姓竺的（四川人）
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也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
策。这封信仍然落在我手里。我签报戴笠后，戴笠说：“陈公博与周佛海不同，陈
是汪精卫的死党，又是汉奸政府主脑，这事不要理他。”事实上汪精卫死后，陈公
博在汉奸集团中已成鸡肋，所以戴笠不以他为策反对象。事后那个姓竺的回复了陈
公博，从此陈公博知道政治上没有退路，便迷恋声色，醉生梦死。
另一个汉奸鲍文越，辽宁凤城人，保定军校出身，原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曾
任张学良的参谋长和驻京代表。张学良对他很信任，只因1936年西安事变后，不久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从此鲍文越郁郁不得志，逗留在上海。1939年被周佛海拉拢，
出任伪政府的军政部长。当时，张学良正由军统局看管在贵州修文县军统秘密看守
所。戴笠于1939年冬，曾要求张学良写信与鲍文越，劝他与军统发生关系。鲍文越
接信后，虽未拒绝，但也只是敷衍。自从周佛海与军统发生了关系，戴笠再一次要
求张学良写信给鲍文越，同时由周佛海从旁启发，鲍文越与军统也就进一步发生了
关系。
这里有一个插曲，即在1943年秋，张学良已从修文迁到桐梓，戴笠第二次要求
张学良写信与鲍文越。当时张学良提出一个条件，要求戴笠给他一根好的钓鱼竿，
说是他喜欢钓鱼，可惜没有好的钓竿。张学良这话是有意讽刺戴笠的，就是说钓鱼
也得要一根好的钓竿，如今你把我扣押起来，还要我写信给鲍文越，劝他来归，那
就好比既要钓鱼，又不给好钓竿。戴笠对张学良的意思也知道，可是对于张学良的
要求，难以拒绝，只得派人买了一根可以伸长缩短、左弯右屈的美国钓鱼竿，送到
桐梓看守所给张学良，暗示“大丈夫能屈能伸”。
另一个汉奸了默屯，原是中统局的老牌特务。1939年，他比周佛海先到南京。
他一到南京，就在日本特务机关支配下，和汉奸李士群一起，正式成立特务机关，
也称为调查统计局。这个调查统计局，正与重庆蒋介石集团的军统局、中统局针锋
相对。戴笠知道了，毛骨悚然，所以1943年4 月初，戴笠在程克祥面前曾问起了默
屯的情况。待程克祥说出了默屯已是肺病第三期，说话都没有响声了，戴笠才哈哈
大笑说，且看他悔悟如何？戴笠的用意是暗示程克祥对于丁默屯可以策反，只看他
悔悟如何。果然戴笠这话，先由程克祥传到周佛海，再由周佛海传到丁默哪，于是
丁默屯在1944年便也与军统发生了关系。当他出任浙江省长时，将戴笠派遣特务葛
谷光安插为浙江省会警察局长，从此丁默屯与军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