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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娃向我倾诉着，希望我这个北京回来的“大官”能为他报仇，能把肇事的凶手抓出来，绳之以法。
我详细问了他，你知道凶手是谁吗？他说知道：“他爸是北原上的村支书，两年前他就把他的儿子送去当了兵。”我说你到法院告过他吗，他说告过，但法院说没有证据。我说：“当时事发时还有人知道吗？”他说：“就我一个人，天黑了，我听到孩子呼救，我就到了河边，看到一个黑影向水里压，后来他跑了。”事过6年，告状败诉，我深深同情着年娃，体会到他失子的痛苦与孤独。
我探亲临走那天，年娃提了一筐鸡蛋送到我家，我不肯收，但他哆嗦着手，流着眼泪还是让我收下，我知道，他是对我为他儿子之死申冤抱着极大的希望，他认为我是中央来的人，只要中央人在，什么冤案都能平。我不肯再伤这位可怜的农民，这位小时候懦弱的同学。我不能没灭了他对我这最后唯一的一点希望。我收下了那筐鸡蛋。
到了北京，我真的通过陕西的老友，咨询了他儿子之死的情况。但是，没有任何希望能为他翻案，最后我写了一封安慰他的信。同时我一直想着，那年春节为他寄点钱，可是，这个愿望没得实现，他就死了。我深深为他的事而内疚，为我没能为他雪恨而感到不安。
记得两年后的1991年，我又回去探亲，我看到他在乡上街道里钉鞋，人已经变得很憔悴，很呆木，我象他打招呼，他好象不认识我，只是木呆呆笑着看了看我，我当时觉得，他把我这个“大官”也看贬了，他觉得我为百姓办不了事，也不过是个白吃粮的。我看着他木呆的样子，一种同情，一种自责拥上心头，我丝毫不怪罪他对我的冷漠，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央的记者，欠了他许多许多。
临别时，我看着他狠狠地钉着鞋钉，好象要把世界上的一切不公平的东西钉进十八层地狱，我好象看见他在钉着！钉着！
2007年3月23日于海南保亭新星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