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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道格工程师，他的话并没有说完，就被一下惨叫声所代替，随著道格工程师的惨叫声，又是一连串的惨叫声，其中有一位矿务局的官员高叫：“别杀我！别杀我！”可是他只叫了两下，就没有了声息。
这时，整个总控制室都紧张起来，告急电话，不断打到警卫室，而且，紧急的红色灯号亮起，下降用的升降机立时被封闭，不准任何人使用警卫人员除外，而且，最底层的矿坑，在紧急令下封闭，连接近一四四小组矿坑的其他坑道中，工作的工人和工程师，也奉命疏散。
总控制室的人员，还想在未挂断的电话中听到甚么，但是却再也没有声音传出来。
在一四四小组的矿道中所发生的事，究竟经过情形怎么样，虽然有许多“耳闻者”，而且所传出的声音，有录音带记录了下来，可供无数次重播研究，但是，唯一的目击者，却只有蔡根富一人，其余的人包括一四四小组的矿工，和道格工程师那一干人，全死了。
估计在道格工程师等人遇难后的一分钟，首批警卫人员值班队长和三名警卫员，便到了现场。两名久经训练的警卫人员，一看到现场的情形，就昏了过去。即使是警卫队长，事后也要服食镇静剂，才能维持正常。
警卫队长当时就作出了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立即封锁现场，不让任何人进入。
清理惨案现场的工作，就由他们四人进行，也就是说，除了他们四人之外，只有蔡根富，看到过现场的情形。警卫队长的这个决定，经过矿务局、内政部和警察总监的批准，因为现场的情形，实在太恐怖了，绝对不适宜任何人看到，看到的人，一定毕生难忘，会在心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而影响其日后的生活。他们四个人，不幸已经看到了现场的情形，所以就由他们四个人负责到底。
警卫队长的决定极其勇敢和负责，在案子发生后的一个星期，三个警卫员都不可遏制地酗酒，以致要被送入精神病中心治疗。队长本身，由于接连几天的不能进入睡眠状态，精神变得极度颓唐。
当本刊记者访问队长时，队长神情憔悴，双眼布满红丝，正接受医生的治疗。
本刊记者请他叙述现场的情形，被在场的医生所制止。但是，蔡根富要受审，在法庭上，队长一定要出庭供述他所看到的情形。可是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本案开审之际，法庭批准了警卫队长和那三位队员不出庭的要求。法庭并且宣布，他们的供词不重要。蔡根富杀人证据确凿，而且不进行自辩。所以，罪名毫无疑问成立。
本刊记者千方百计，想和队长以及那三位队员接触，但内政部和军方，都已将他们送到了所谓“安全地点”，不准任何人再与他们接触。
整件惨案的经过，神秘莫测，疑点重重。为甚么一个一直正常的人，忽然之间，成了凶手？为甚么蔡根富只是请道格工程师去，而道格工程师一说之下，会有那么多人跟著去在职务上，他们是完全不必要到一四四小组的矿坑去，当然是由于道格工程师的话，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那么，道格工程师又讲了些甚么？
一切问题，本来只要问蔡根富就可以解决，可是他偏偏不开口，一个字也不说，案发之后，他没有说过一句话！
蔡根富的不发一言，使得最精明的审问人员也束手无策。司法部一位杰出的官员奥干古达先生，曾经在监狱中和蔡根富同处七日，希望可以听到他讲点甚么和案情有关的，可是也失败了。
奥干古达只听到蔡根富用简单的音节，喃喃自语著同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总控制室的工作人员听到过他和沉重的喘息声所一起发出来的。语言专家经过再三研究，无法明白他这句话的意义。
这件案子，轰动全国，蔡根富被定了罪、被判死刑之后，忽然写了一封短信，交给了监狱官员，信用中文写，经过专家翻译，信的内容，是声称他自己没有罪。信将会由司法部寄给他唯一的亲人他的叔叔。
蔡根富自称清白，这使整件案子更增神秘色彩，高层人员可能知道若干秘密，例如现场的情形究竟如何之类，但肯定不会公布，普通人可能永远不能明白真相。而且，内政部曾劝谕所有报章，不要过分渲染其事，本刊的这篇报导，有违内政部的谕示，我们希望，它不但能和外国读者见面，也能和本国的读者见面，任何人，都有权知道事实的真相！
在我翻译完了这篇报导之后，我对这篇报导已经看了十七小遍。我注意到，这篇报导的执笔人，用的字眼，都十分小心，尽可能做到客观，几乎没有一点主观的意见、没有主观的想像和像是创作小说的描述。
这是一篇极好的报导，使得读到这篇报导的人，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所说的。我也留意到报导的执笔人是比拉尔那是一位法国籍的记者。这位比拉尔先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日后我和他接触多了，才知道他的学问广博，处事客观，是一个典型的君子。
当我研读完了这篇报导之后，我心中的疑问更多，主要的疑问，和报导最后一段所提出的问题相同：为甚么在一切全都正常的情形之下，一个生活正常、工作勤奋的人，会突然之间，凶性大发，杀了那么多人？又为甚么，在他被捕之后，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我比写这篇报导的比拉尔更怀疑的是，因为我深知根富这一类人的性格。在比拉尔看来，根富是一个中国人，是神秘的东方人，多少带有一点高深莫测的意味。但是对我来说，我却知道，像根富这一类型的人，最安分守己，最战战兢兢，最不敢惹事生非。
一个这样的人，忽然之间成了大屠杀的凶手，要说这其中并没有甚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凶性大发”，那杀我头也不会相信！
然则，在三百七十公尺深的矿坑之中，究竟发生了甚么事情呢？是地底的空气，令人发狂？如果是这个原因，为甚么其他的人不发狂，只是蔡根富一个人发狂？这个假定，当然不成立。
我有一个印象，是从那篇报导中得来的，这个印象就是：在矿坑中，一定有一些不寻常的事发生过，而且，发生了不止一次。因为在道格工程师一听到蔡根富在找他的时候，曾说了一句话，道：“这中国人又异想天开了。”他在“异想天开”之上，加了一个“又”字，可见得根富曾经将一件他所不了解的事，向道格工程师提起过，而道格工程师认为那是“异想天开”。
在凶案发生之前，根富那么紧急，要找道格工程师，一定是这件他不了解、被道格工程师认为是“异想天开”的事又发生了！
那么，这件究竟是甚么事呢？如果不是其余那些工人听不懂法文的话，那么这件是甚么事，一定早已为人所知，因为道格工程师曾对其余的工程师和矿务局的官员说过，大家听了之后的反应，全是嘻嘻哈哈，这一番话，只有一个略懂法语的人，听懂了其中“眼睛”一词！
我觉得，事情既然是这样可疑，而蔡根富又被定了死刑，他不愿意对任何人说话，是不是愿意对一个儿时的游伴，说出其中的真相呢？
我非到那个国家去不可了！如果我不去的话，只坐在家里想，决计想不出所以然来。
当我决定了要动身之后，心境反倒平静了许多，我又试图在电话中和奥干古达先生接触，但是却找不到他，我只好拍了一封电报给他，说明我为了蔡根富的一案，就快动身前来。
等到我办好手续，上飞机的时候，又已过了两天。在这两天之中，我听得老蔡说了不知道多少遍：“还有十九天了”、“只有十八天了”。我只好安慰他说，不论情形多么坏，我一到，就找最好的律师，申请将刑期延迟，一定没有问题。
老蔡破例来送我上机，我保证一到就打电话回来。老蔡这才红著一双眼，放开了我的手。我心中不禁苦涩，我此去，能将蔡根富救出来的希望，微乎其微，如果我失败了，我真不能想像老蔡会伤心到甚么程度。而老蔡跟了我那么多年，他是看著我长大的，我实在不想他晚年有严重的打击。
要到那个国家去，需要转机，我是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的，在机场停留期间，我又打了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