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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说到别处去了。日人崇奉佛教，“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这载在哪一种佛经，我不知道。但《宋书·卷五十二·褚叔度传》及《卷六十八·彭城王义康传》均有斯言。日人何以不反对自杀，且认“心中”为一个值得钦佩的事呢？
此时，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有一位教授，姓名为厨川白村（？），他提倡“恋爱至上”。以为恋爱是博爱之本。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恋爱是排他的，是占有的，占有对方，而排斥别人之占有，这是恋爱的本质。博爱刚刚与此相反，不排他，不占有，并且以己之所有，施舍给别人。“爱”固然一样，因为上面加有不同之字，其本质就相反了。
厨川白村似曾著了一本《出自象牙的塔》，此书颇见流行，我因为“吾道不同”，所以未曾购读。有一年，厨川果同一位有夫之妇“心中”了。报纸争报导，杂志争批评，誉毁各半，其实这种男女之事乃社会上常有的事，是非善恶，人各一辞，不必用道德观念去批评，也不必用时髦眼光去赞扬。
说到这里，我又不能不说别的方面去了，宋代理学家摆起面孔，不谈男女之事。其实，中国一部历史，固然不能用唯心史观来解释，也不能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可否应用唯生史观，亦有问题。若勉强求之，似是“唯性史观”。张竞生之《性史》不过诲淫之书，毫无价值。他若能引用先哲之言以为据，古代历史以为证，则《性史》的价值便不同了。孔子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亦说：“食色性也。”孟子且以“男有家，女有室”，“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为王道之始，何曾不谈男女之事。三代之亡，亡于女祸，夏无妹喜，殷无妲己，周无褒姒，历史也许改观。吴王夫差欲报杀父之仇，日夜勤兵，二年果败越师于夫椒。这个时候，夫差不失为一位英明之君，后来得了西施，还能数败齐师，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最后竟为西施所误（这事大有问题），不灭越，而北上与晋争长，终而越师伐吴，夫差兵败自刭。孔子为鲁大司寇，摄行相事，三月鲁国大治，齐人惧，乃选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鲁公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孔子遂行，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败死”。吴鲁两事也可以证明女色之祸，而属于唯性史观。更看后来的历史吧，西汉之亡，亡于元后母家王氏，东汉之亡，亡于外戚与宦官之争，这都是由“性”的关系，而发生姻戚，由姻戚之弄权，而致国家灭亡。八王之乱，由于贾后，贾后之立，又由于武帝之后杨氏保荐，这又是性的关系了。隋代之亡，亡于独孤后要立次子炀帝。唐代之乱，乱于玄宗之嬖爱杨贵妃，信任杨国忠，这又是由于“性”之关系了，诸如此类，不但吾国，外国也是一样，克罗巴特拉鼻子低了一分，欧洲历史必将改观，这是外国历史学家所言的。“性”实为国家与亡的原因。
更进一步观之，由两性关系，生育了许多儿女，人口过剩，粮食不够供给，那便引起了社会的动乱。关于此点，我在《中国社会政治史》四卷之中，不断地加以说明，现在无须赘言。如果有人愿意做一部“唯性史观”之书，我愿意供给资料。
话须转到题目了。日人不反对自杀，因之“切腹”又视为英雄好汉最后的勇敢行为。我在日本之时，日人所最崇拜的，不是西乡隆盛，也不是伊藤博文，而是乃木大将。在日俄战争之时，乃木立了战功，官阶升为大将。他感明治知遇之恩，于明治死时，夫妇两人皆切腹殉主。据日本一位老师告我，在吾人身体之中，腹部最能忍受痛苦，切腹乃选择最缺乏神经系统的部位，实行自杀，比之中国古人之自刭，容易多了。到底如何，吾人不欲研究。
案自杀之风，也是由吾国传入日本的，鉏麑不杀赵盾，而自触槐而死。不杀赵盾，因其忠也；触槐而死，报灵公也。越与吴战，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阵，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檇李，射伤吴王阖庐，阖庐死。用自杀以引敌人之注目，乘敌人之注视自杀，进兵攻击，这种战法是奇特的，西洋人不会有，亚洲人可以做出。田横五百壮士无不自刭而死，中国民气在东汉以前是激昂的。因为激昂，所以一般人士重功名而忘生死。即如主父偃所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晁错为御史大夫，建削地之议，其父以晁氏有灭族之忧，自往阻之。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这种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乃是政治上所最需要的。当时人士不怕杀身之祸，所以人人皆有冒险之心，如傅介子、如常惠、如冯奉世、如陈汤，皆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藏，而能立功于万里之外。其魄力之大固有过人之处，抑亦因为国家用人喜激昂奋发之士，而厌谨慎软弱之徒，对于出使异域之人，许其便宜行事，所谓“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则颛之可也”。倘若颛之不当，亦须负责，然而汉人之视生死，本不轻重，丈夫死则死耳，即如汉武报李广曰：“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旨哉。”
自佛教传入中国，中经五胡之乱，胡人因见沙门之能“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认为神异，莫不皈依。经东晋而至南北朝，佛教思想渐次普及。佛教倡轮回果报之说，而又谓“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于是人士怕死后堕入地狱，怕来生为狗为彘，于是自杀便视为一种罪恶。
但是佛教为什么有这种思想呢？基督教也有这种观念。基督教为犹太人所创，犹太在纪元以前已经亡国，而又系少数民族，他们受了罗马帝国的虐待，许多人不能忍受，免不了实行自杀。这是可使犹太人灭种的，耶稣本来是个革命者，他抗拒纳税，自称为犹太的王，《路加福音》书上有数句话，“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么？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他又教人“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而且《启示录》上又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雀鸟的巢穴……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怎样的荣耀自己，怎样奢望，也当到他照样痛苦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犹太人固然曾给巴比伦俘囚起来，即历史所谓“巴比伦俘囚”。但在基督时代，巴比伦早已亡了，他何必再来诅咒。其诅咒是借巴比伦之名，暗中反抗罗马帝国，这可不待思索而知之。到了耶稣钉死十字架之上，他的信徒知道轻举的反抗不会成功，于是教人忍耐，劝人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马太福音》书且说：“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雠，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祈祷。”《彼得前书》上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又能够忍耐，则上帝一定喜爱不已”，甚至《马太福音》书且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种唾面自干的忍耐，乃是少数民族受了亡国之惨万不得已的作风，而且又是说在圣彼得在罗马建起教会之后，未必真是耶稣的思想。
佛教的情况与基督教相似。释迦如来虽为小国王之子，然此时印度欧罗巴人种已由高加索侵入印度。释迦的种族属于少数民族，他们受了印度欧罗巴人种的步步进攻，步步压迫，少数民族濒于破灭，所以释迦教人忍耐，而反对自杀，谓“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日本立国于大海之中，自古以来，未曾受到外敌压迫。元时虽然兴师讨伐，而又师出无功，因之佛教虽盛行于日本，而佛教所禁止之自杀，却不为日人所接受。“心中”、“切腹”不视为罪恶，反而把“心中”视为爱情的升华，把“切腹”视为勇士的行为。
“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的思想，在中国并不普遍。中国人绝大多数也是不怕死的。寡妇殉夫，自缢而死，志士殉国，仰药而毙，这在一部二十四史之上，不知有多少的例。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就是我们历史上许多英雄豪杰能够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的原因。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20节 东京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