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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休。三年之中，英文字典似翻坏了三四本之多。
德文也是三年都有，第一年每星期竟然多至十二小时，第二年十小时，第三年八小时。中国学生在一高预科之时，均已学过德文，日本学生则均初次学习。德文是由文法开始教的，而要记忆文法，又须把日文译为德文。名词之“性”及“格”，动语形容词之语尾变化，单单记忆是记忆不来的，必先会写简单文句，才会记得。所以讲授德文与讲授英文不同，最初不但学习阅读，还要学习缀句，缀句由学生分开去做，写在四壁黑板之上，而后由老师更正。第一学期，一方念文法，同时念浅显的课本。第二学期，课本加深了。第二学年更加深了。到了第三学年，反觉得所教的德文并不甚深。因为第二学年之德文是很深的，Gothe的文章，其他浪漫派的小说，均在第二学年讲授，当然花去我们准备时间不少。因为教德文，也是同英文一样，先由学生讲，而由那一位学生去讲，则不依名次，而由老师临时指定之故。
汉文是念吾国古文，该老师特许中国学生用汉文解释。但是我们均不能得到很好的分数。因为我们过去念古文，只求大意，至于一字一字如何解释，未必知道。日本学校，自中学开始，就要念汉文。日本第一部历史是用汉文写的，如果不学汉文，如何知道日本过去历史。在五四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学生有的用白话解释汉文，该老师说：“奇怪，何以你们所写汉文，我未必了解。”日本历史似在高等学校也曾讲过。奇怪得很，什么战国时代，什么南北朝时代，竟然和中国一模一样。
日文古文只教一年，这不但中国学生，就是日本学生，也认为不易解释。因为日本古文，有的完全用汉字写，依汉字之音，其意义又与汉字之本来意义大不相同。有的是“俳句”，有的是“和歌”，什么《源氏物语》，古代诏令，实在不易解释。
西洋历史共讲两年，每周四小时，由古希腊开始，一直讲下去，讲到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结束，才讲至法国革命，可知分量之重。这位老师，我已忘记他的姓名，他口授，我们笔记。他讲得极好，应简单处简单，应详细处详细，且教我们看许多参考书。我对于西洋史，略有心得，不能不归功这位老师的启发。
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三门功课，每门只教一学期，一星期两小时。论理学及心理学由斯藤先生讲授。我对于论理学甚感兴趣。今日台湾各大学之论理学，大率是一学年课，每周三小时，而学生听了之后，多不了解，大约教授法有问题。我十六未满，即离开中国，说起来很觉奇怪，国文得力于三门功课者甚多，一是英文文法，由英文文法推想到中文文法。二是平面几何，几何学之证明须用最直接的方法，倘令弯来弯去，纵令证明不错，也是零分。由此训练文章的简洁，不会流于嗦。三是论理学，知道论理学，做文章，才会合于逻辑。从前认为说得通的，自读论理学之后，才知不合逻辑。伦理学另由一位先生讲授，大约他讲得不好，所以我没有印象。
哲学概论似亦讲得不好，我只有去买参考书来看，而除哲学概论之外，又看西洋哲学史。说来说去无非是本体论与认识论，我当时对于西洋哲学的评价，未必甚高。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6节 三高发生风潮
留学日本满满十一年，学校发生风潮，只在三高看到了一次，目的在于驱逐来校不及一年的校长。而风潮并不是由三高学生发动，而是由三高毕业生之在各帝大肄业者，或已毕业帝大而在各种机关服务，且已有地位之人出来鼓动。
其驱逐校长的原因是这样的。三高有两位教员，一位教法文的，一位教英文的，在校年间已久，校长以其教授法不甚高明，请他们辞职。说老实话，那位法文先生的教授法如何，我不知道。至于那位英文先生的教授法确有问题。他教我们这一班，是以英国文豪Johnson传为课本。此书在二年级时，已经觉得容易。先生纵不说明，我们学生亦会了解。不过这位先生念英文，已经难听了，而他又是九州人，满口九州话，日人称之为“九州辩”，不但中国学生，就是日本学生亦觉得其话难懂，先生之相貌有点像书本中的Johnson。
校长请这两位先生辞职，未必不妥，但由此竟然激动了三高毕业生的愤怒。一天三高出身的“前辈”，在校园中，召集学生开会，时为下午二时，阳光明亮，而风潮却在此时发展。他们起来作激烈演讲者有三四人，大约以为两位先生是我们老师，校长不过文部省（教育部）派来的职员，不能随便驱逐先生。驱逐先生就是破坏三高的“自由学风”，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三高学生听了“前辈”之言，只有接受，要求校长辞职。校长以为我是校长，学生不能目无尊上，这样僵持了两三星期。据我记忆，风潮虽然激烈，而罢课之事却未曾有，因为罢课乃自己破坏学业，所以大家皆不愿意罢课，不过两位先生已经停课，不再上班而已。
风潮是在寂静中开展，日本文部省没有任何举动。其实，校长与学生毫无关系，学校没有任何集会，每年学生毕业，也没有举行毕业典礼，更没有校长训话之事。他姓什么，名什么，学什么，大多数学生都不知道。他离校与否，由在校学生看来，无关紧要。何以“前辈”一定要驱逐校长，实在莫名其妙。其后校长决定于学期结束时辞职。此时学生的态度，我至今还认为可爱，派了代表，向校长俯首称罪，甚至流下眼泪，赠送了一个纪念品。校长亦流泪，勉励学生用功，一场风潮宣布停止。
后来另有一位德文先生，上课时，对学生说，“你们学校（他是由一高出身）标榜自由，其实，哪里有自由呢？那两位先生应否离职，事已过去，不必再谈。而你们驱逐校长，不过受了毕业生的煽动。毕业生牵着你们鼻子走，你们那有自由。”下课之后，我们一班学生都认其言不错。
三高的学校风潮是很安静，没有罢课，没有标语，也没有什么口号，一切同平时一样。而风潮发生的原因，多数学生又莫名其妙。那两位教员讲学实在有点问题，何以不许校长解聘。解聘之时，校内学生本来没有反应，何以三高毕业生出来反对，而三高在校学生亦附和起来。所听到的是校长破坏“自由学风”，而解聘教授法不甚高明的教员，又与“自由学风”有何关系。这几种问题，我至今还不了解。然而校长宣布离职那一幕，即校长与学生代表互相对泣，互相称罪那一幕，我却深深地受了感动。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7节 京都帝大
三高毕业之后，我住惯了西京，即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系。此时早已由吉田町搬到帝大后面的白川旅社。旅社有木造房屋十余座，每座四间，楼上二间，楼下二间。住在那里的，日本学生居多。最初中国学生似只有我同杜国兴两人，其后，中国学生渐渐加多。
“法学部”分为法律、政治、经济三系。法律系学生最多，经济系次之，政治系最少，全班不过二十余人，中国学生似只有我一人。政治系的课程大部分是法律系的，而与法律系学生合班；小部分是经济系的，而与经济系学生合班。政治系特有的课程不过数种，即政治学、国法学（有似于比较宪法）、政治思想史。讲述政治学的先生是佐藤丑次郎。佐藤先生上课只有一个月，即赴欧洲考察，然其区别总统制与内阁制，极有条理，而且明晰。他讲书与其他先生不同，其他先生都是他念一句，我们学生笔记一句；佐藤先生则轻松地讲述，中间又夹杂以许多诙谐之语，全班学生一二百人（大约各系学生选修政治学一课者不少）无不哄堂大笑。
大学讲书采用笔记之法，各教授皆有著作，然分量太多，我们只能买之，供为参考之用。全体学生无不上堂听讲。固然他讲一句，我们写一句，然皆摘取书中之要点。而且笔记之时，耳听、手写、目视，已经记得一大半了，以后考试，也觉容易。
此时法律系同学有一位江西人陈锡符（即陈天鸥）。凡上法律课时，我都是与他坐在一起。因为遇到不能笔记之时，彼此可互相参阅。陈同学先我一年考入一高预科，中间休学一年，所以我入京大政治系之时，他也入京大法律系。在许多朋友之中，此君最见聪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