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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起来了，那天，他收到了第一批样书，心情特别兴奋，特别希望能向谁表示点什么。他想到了女儿。而那年，秀秀还在念小学，她还读不太懂书里的内容。送书，应该说，只是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单方面的心情行为。他把书合上了，他已经有几分明白了书为什么会丢弃在这里的原故了。
他顶着一头的蛛网和一身一手的尘土从弃物堆里站起身来。他拍打着双手，动作缓慢得有点夸张。他从那条后走道里退出来；熄灯，再拖着脚步回书房去，手里卷握着那册散文集子。只是在此刻，他脑屏幕上的那件毛衣的模样反而愈显愈清晰起来了——它从没像现在那么清晰过：包括它的色泽、式样、长短、质感，甚至某个部位上的放大了的细节。他不知道，这仍然是他的一种想像呢，还是他的记忆功能在关键一刻的回光返照？反正，他现在已经能肯定：那件毛衣确实在他的生命中存在过。
但，它又会在哪里呢？
都整整三十年了（1）
都整整三十年了，但路又是怎么一步一只脚印地走过来的呢？
他说：这是真的吗？在这黄昏的光线中，他的那对乌黑乌黑的眸子深邃悠远的像是条没有尽端的巷弄。她使劲地点了点头。他一把拥抱住了她：“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他的声音遥远含糊朦胧得像是梦呓。
其实，岂止兆正与湛玉的爱，这世界上的很多事都有些糊涂账的感觉。
麦当劳餐厅里灯光明亮，环围音响系统正在播放著名黑人歌手米高·积逊唱的一首流行歌。他孔武有力地“嘿呀！嗬呀！嗬嗬呀！”哼唤着，直到他的伴唱队也都加入进来为止。有一股食物的香味飘浮在空中，这是一种介乎于奶酷与谷物间的暖暖融融的气息，让人闻着感到舒适、安逸，还会产生出一些童话式的联想来。
湛玉的目光还在向着环形落地窗外注视，窗外的街上已渐渐变得夜色浓重起来。黑夜的背景衬托在一大扇明亮玻璃橱窗上，遂让它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具有透视感的镜面。这是一幅荒诞画面：一会儿，一辆越街而过的桑塔那轿车似乎正对着快餐店的柜面直冲过来；又一会儿一位端着餐盘去座位上就坐的顾客似乎正从外街上的一对拥吻中的情侣之间飘然而过。十多二十年前，当偶有一两套西方电影登陆中国，见到影片里类似的场景，不禁教人联想多多，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上海街头的这种景象也都比比皆是了。
这种景象于湛玉更有多一番意味：这是一幅真实与虚幻的合成图像，恰好是她此一刻心情的形象化了的表述。
后来，她将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又让它完全回到了麦当劳餐厅的明亮的现实里。米高·积逊的歌唱完了，换了另一首。是一个台湾女歌手唱的歌，嗲声嗲气，让她听了心烦。
餐厅里，人进人出。如今的上海人个个都穿戴整齐，赶上时尚。青年人更是哈哈地大声说笑着，夹杂着一些让他们那一代人听来已有些感到陌生和别扭的语汇。他们从湛玉的身边不停地流动而过，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似乎这人间从没存在有烦恼这回事儿——但，是这样吗？她端起纸杯来喝了一大口：牛奶已经开始凉了。
她向对面桌的秀秀望去，她发现秀秀餐盘中的食物已所剩无几了。几张揉皱了食品包纸和一只空了的薯片硬壳袋躺在那儿。但秀秀还是握着一大杯的冰可乐在那儿慢慢地啜吸。她很想与秀秀再说点什么，但却又想不出说什么。事实上，她想与人交谈的欲望一半是醒着的，一半仍在沉睡。
她留意到秀秀在留意邻桌的两个女孩。她们与秀秀年龄相仿，中学生模样，书包搁一边，各人面前摊一册课本，像是在温习功课。她们也都手中各握一杯可乐，还不时地东望望西瞧瞧，再交头接耳一番，接着又掩住嘴，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咯咯咯”地痴笑个不停——谁知道她们在笑什么。
湛玉想起了这个年龄的自己来。
再过去，一家三口，一对夫妇，一个和秀秀差不多年纪的女儿。看上去，女儿与父亲似乎更亲热些，她把头靠在父亲宽厚的肩膀上，父亲用手掌一遍遍地抚摸着她乌黑光滑如丝帛一般的秀发。但父亲的眼睛却是望着女孩的母亲的。而夫妻俩互望的眼神中又透着一种温柔，欣慰和满足交织。他们还在说些什么，湛玉想应该都是些夸赞他们女儿的言辞吧！这是个夫妻间永不言厌的话题。
一个穿橙色条形制服，头戴一顶白绒帽的餐厅侍应生正在拖地板。他一边拖，一边在每张座位跟前站停一会儿，耐心地等待着顾客把腿移开了，再小心翼翼地将拖把伸进座位底下去。他将餐厅的塑砖地板拖得一尘不沾，光洁亮丽。
湛玉定了定神，她想：不错，这就是今天。但它又是怎么从昨天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呢？有时，她常会有这种虚无得不着边际的梦境感。
从他们的少年到中年，以历史的眼光来丈量，弹指一挥间。几十年，不能算回什么事，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漫漫岁月里，别说几十年，有时几百年，也就是那同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模式，一晃几代人，平静平淡平常如逝水。但偏偏，这是一截非常的历史隙缝，并恰好给他们那一代人锲卡了进去，让经历了这么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类似生活在梦境里的奇特的感受：有时候觉得昨天像梦，今天是现实；而有时，这种感觉正好颠倒了过来，觉得昨天才是现实，今天的一切倒像是梦了。
日子这么一天天过来了，又过去，人便在那条梦与现实生活的边境线上跨进后又跨出，疑幻疑真，感觉错位。然而对于湛玉来说，这种感觉的愈来愈强烈，愈来愈触动她，那是在89年之后的事了。先是北京的学潮，继而远在欧洲的柏林围墙就在一夜之间被千百只愤怒的铁锤给砸倒了。她是在事后很久才在电视荧光屏上见到这幅惊心动魄场面的重播的。当时就有人说了，这不象征着我们这整整一代人从少、青年时代就建立起来人生价值观念的彻底崩溃吗？她当时并没太在意这种说法，甚至还有点暗暗的幸灾乐祸式的兴奋。她想，什么价值体系不体系的，那些东西我从小便没有相信过，认同过；如今倒了，倒了大家都自由了，倒了不更好？
都整整三十年了（2）
湛玉这么想，因为她曾经是它的受害者；但她（就像她很多的同时代的人一样），同样也是它的得益者——这点，当时的她并没有立即能察觉到。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十分普遍，它的前半段故事已经讲完，句号之后，它的后半段情景通常要在今后的多少年之中才逐渐逐渐地显影出来。那时的她的家已搬到了现在他们居住的那套复兴路段的公寓里来了，同楼住着的全是些市里文艺界有头有面的人物。无论是地段、外形、面积、设施，这幢楼都不是他们以前住的那一幢可以用来作比较的。但怪得很，她住在里面，却一点也不觉得舒坦。这种感觉是当搬场公司的那辆六顿位的卡车停在他们以前住的老工房的门廊前，看着搬运工人将大橱、餐桌、双人床一件件地搬上车去的时候突然产生的。她觉得她作为一个女人一生之中最温馨最甜蜜的岁月可能就从此留在了那套已搬空了一切的二室一厅的单元里了。
车都快要开了，她忽然叫人家等等她。她三步并作两步地从老工房的那条粗糙的水泥楼梯上一路奔上去，回到了那套空荡荡的旧宅里。她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辨认着昔日在墙上留下的熟悉的记印，想想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随身带走了，带不走记忆，带不走感觉，不觉就有两行泪水掉了下来。她在房内发呆发愣发傻，直到楼下都响起了催促的喇叭声，她才掩了门，慢吞吞地走下楼去，动作机械得像个梦游者。
她就是怀着这种感觉搬去新居的。朋友们都来庆贺他们的乔迁之喜，同时也庆贺兆正的事业更上了一层楼。但她却闷闷不乐，一脸倦容。别人都以为她操办搬家事操办得太辛苦了，她也索性来个顺水推舟，就以这个借口将别人搪塞了过去。
但实际上的情形是：住在这高尚地段的这幢高尚的大楼里，又与这么多著名的人物为邻，她却除了压抑之外从没有过高人一等的感觉。平时在大堂间楼梯上走廊里遇见邻居家的谁，虽说不上刻意回避（她从没回避人的习惯），但她也从不会去采取主动打招呼的姿态。人们望着她，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是谁家的谁呀？湛玉太熟悉人们的，尤其是男人们的，脸上的那种表情了，但她却找不到有任何喜悦的心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