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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断喧闹，追来打去无休无止。受苦受难的孩子们！他们的处境多么令人痛心！不论其养父、或其养父的邻居、或素昧平生的人们，他们一旦为之动情，就必会同时产生一个共同的想法：这是大角人干出的暴行。
在大肆杀戮有潜在威胁的成年人之后，大角人将或可驯服的儿童当做有价值的试验样本围进笼中。
而我却要用500只大角人的宠爱动物同他们进行贸易活动！
威他灵带着我在这个病区不停巡视，他的语调之中蕴含着对这些孩子的无限爱心和怜悯。不论看到什么，这样的情素都会自然而然从他心中流露出来，化为柔情的话语。“嗨，特瑞，”他在日光浴层面上说着，一边俯下身去，用手轻抚病床上病人雪白的头发。特瑞向他微笑了一下。“当然了，他是听不到我们讲话的，”威他灵说，“四周以前，我们为他移植了新的听觉神经——我自己动的手术——但没有发挥作用。手术作了三次，不过，当然了，每次尝试都比上一次更为危险：产生抗体。”
我说：“他看上去还不到五岁。”威他灵点点头。“但对殖民地的攻击——”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威他灵说，“大角人对人类生殖当然是有兴趣的。埃伦——她几周前离开了我们——年龄只有13岁，可她生了6个孩子。现在这一位是南茜。”
南茜可能有十二岁，可她的举止行动却像是年迈老娘。她转着一个球珊珊而行，忽然停下步子，以厌恶和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南茜是我们治疗好的儿童中的一个，”威他灵不无骄傲地说，他随着我的目光观看。“啊，没有什么问题，”他说，“她是在火星上长大的，不太适合地球的吸引力，情况就是这样的。她动作并不太慢——是球跳得太快了。这是撒姆。”
撒姆是个近十岁的男孩。他一边做着从床垫上抬头这样很明显极为艰难的训练，一边哧哧傻笑着。一个志愿助理护士数着次数，一边让他做下巴挨胸的动作：一二，一二。“撒姆是中枢神经系统基本丧失，”威他灵满怀深情说道，“但我们已有了进步。只是神经组织再生太可怕了——”我并没有听他讲话。我在看撒姆傻笑，他口中露出黑脏破烂的牙齿。“是营养不良。”威他灵看出我在观察什么使这样解释。
“好了，”我说，“看到这些就足够了。现在我希望在他们要求我换尿布以前离开这里。谢谢你，威他灵中校。我要谢谢你。哪条路是通到外面去的？”
四
我不想再回哈伯的办公室，因为我怕谈话可能引发不快。但无论工作进行得如何，人总是要有所补充的：我总是要吃饭的。
所以，我带着坎特斯回到旅馆房间，从服务室要来了午餐。
我站在暖气窗前向外眺望，与此同时坎特斯向我汇报公务。我根本没有听进去，因为坎特斯明白我想要了解的是什么。我默默观看着脚下边星期一这一天的贝尔波特的情形。贝尔波特是一个呈辐射状的城市，城中心是20年前极为普遍的蘑菇状楼房群。实际上，我们所在的旅馆也是这么一种建筑。从窗子边左右看去，其他另外三幢楼赫然耸立上方或者是脚下。在远方，是居民区套房公寓中的教堂塔尖。在一个大道上，颜色鲜艳的汽车宛如蛇虫般爬行着，象征着我们公民复决立场的标志灯赫然在望，隐隐可见的也有我们对手的标志灯。尽管相距一百多米远，但依然历历在目。
“你知道，亲爱的，”我对坎特斯说道：“这件事并无多大意义。我承认那些儿童是令人悲哀的，而谁能帮助他们减轻一些痛苦呢？不论大角人能不能在那个湖上设立遥测站，都跟他们毫无干系。”
坎特斯说：“难道不正是你给我们讲过，公共关系丝毫不讲逻辑道理吗？”她来到窗前，站在我的身边，半倚在窗台上，打开笔记读道：“测量低于另外半点的指数……哈伯说，肯定地给你们讲一定要获胜……没有大角人，至少要下降两点。给供应商的信函已经发出。芝加哥同意预算透支。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些。”
“谢谢。”此时门铃声响，她转身走去将门打开，让侍者把午餐端进来。菜单上的一切都令人厌倦；有她在我面前，我毫无食欲。但我还是克制着自己继续吃下去。
坎特斯好像并不想在这件事上帮我，实际上她此时的所为跟她的性格极不相符。整个午餐期间，她一直喋喋不休，其中一个中心话题就是那些儿童。她提到尼娜，说这个小姑娘在进入唐尼肯总医院时年仅15岁，此前经历了大角人的整个暴行过程——她不跟任何人讲话，体重只有51磅；而且不停地尖叫着，除非躲进床下时才有所收敛。“过了6个月后，”坎特斯说，“他们送给她一个木偶玩具，她最后终于能给木偶讲话了。”
“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汤姆讲的。另外，那些在无菌状态下出生长大的孩子……”
她随后讲了这些孩子的情况。她谈到医生为恢复病人身体的兔疫力，如何进行一系列的注射治疗和骨髓移植，而且还怎样设法不使病人因此丧命。她还谈及那些听觉神经和发声器官被毁掉的儿童。很明显，大角人是想弄明白人类是否能在不发音、不讲话的情况下进行理性思维，所以才下此毒手的。为了就人类饮食进行研究，大角人还将有些孩子在饮用纯粹化学合成的葡萄糖的情况下养育大。对有些孩子，他们还进行人工放血。坎特斯还讲到，有的孩子毫无触摸感觉，有的孩子骨骼永远无法发育。
“都是汤姆给你讲的？”
“还多着呢，加纳。不过，要知道，这些孩子总算死里逃生。有一些孩子根本就——”
“你认识汤姆有多长时间了？”
她放下手中叉子，往咖啡杯中放了块糖，然后呷了一口，看着我说：“哦，我一来就认识了。当然是在那些儿童来以前。”
“我猜想，关系非常好。”
“啊，是的。”
“他确实非常喜欢那些孩子——我看得出来。你也看得出来。”我又喝了一口咖啡，但它的味道如同冲淡了的猪食一般，所以只好点了枝烟抽起来。我说：“我觉得，这种局面如果等太久会不利于我，你说是吧？”
“啊，是的，加纳，”她再三斟酌着说，“我认为你已经错过了这班车。”
“我是在给你讲我考虑的另外一些事，亲爱的。其中并不全包括下周选举这件事。”
而她则说：“实际上，加纳，我准备在圣诞节跟汤姆·威他灵结婚。”
我打发她回到办公室，然后四肢朝天躺在床上，口中一枝接一枝不停地吸烟，一边看着烟雾隐入墙上的通风孔。此时一切都极为安静，而且无人打扰，因为我嘱咐服务台在得到进一步指示情况下再将电话接过来。但我此时脑子里空空荡荡，一片茫然。
当一个人自始至终沿着错误道路前进时，最后便会发现一事无成。
如果将我的项目表拿出来的话，我便会将其中的项目—一划掉，毫不吝惜。我并没有解雇哈伯，实际上也再不想这样做，因为在执行这项特殊使命的过程中他并不比我差多少，事实证明如此。不管怎样，我对儿童们进行了调查，只可惜为时太晚。我对康尼克进行了调查，他是反对建立基地的头号人物。尽管我找到了可以伤害康尼克的东西，但显而易见这也无助于我们的工作。此外，我自然无法跟坎特斯·哈门结婚。
我一边吸烟，一边想起还有第五个项目。但我也把它们给搞砸了。
从公共关系的典范之作就可明显看出，莫尔特里公共关系是多么的不明智。而我呢，则偏偏又重新堕入了最为陈腐、最为愚蠢的宣传的陷阱中。让我们来看一下宣传的杰作吧：“犹太人在日耳曼人背后插刀！”“国务院里有78（或59、或103）个持有党证的共产党！”“我愿去朝鲜！”口号仅仅有理性是不够的；如果你要让人感动得泪流满面，口号有理性便是错误的。因为，口号必须清新动人、简洁明晰、一反常规；这样，它便可以吐露希望、富有魅力，使某个艰巨、混乱而且杂乱无章的问题得以解决。因为在垮掉的德国面前，或在颠覆性威胁面前、甚或在毫无进展的战争面前，普通的人只能为个人的得救而长期忧心忡忡四处求索，而这样的困境任何理性的方法都无法加以解救……因为，普通的人已对所有的理性解救办法都做过考虑，但却发现它们百无一用，或者代价太大因而无法采纳。
所以，我要在贝尔波特集中解决的问题，其办法便是拿出眩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