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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抗美援越。中国越南山水相连，唇亡齿寒。国际反华势力为了达到其全球战略目的，对新生的共和国采取南北夹击之势，妄图予以扼杀。1950年3月（比抗美援朝还早半年）应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赴越，先是抗法，后是抗美（1979年自卫反击战是另一回事）。
广州和昆明军区防区毗邻越南，自然要多做许多事。除了按上级要求组织战略物资输送和兵员调动外，父亲更多的是勘察地形，准备战场，防止帝国主义战争扩大化，做好反侵略准备（到总参后，父亲仍接手刚去世的原副总长李天佑的这摊工作）。
父亲曾多次公开和不公开地进入越南，对那里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南定、河内、海防的红河三角洲地区、胡志明小道、北纬17度线附近，都曾留有他的足迹。他被认为是继陈赓、李天佑、韦国清之后比较熟悉越南战场的人。以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总参作战部的同志还向军委领导积极请求，让阎仲川出来协助指挥工作。感谢作战部同志们对父亲的信任。
三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同志思想上缺乏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运动初期，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尚未充分暴露，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崇拜，父亲和全军大多数指战员一样，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正面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这场运动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然而，随着运动发展，特别是学生停课、工厂停工，派系林立、武斗不止，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使父亲感到了茫然无措。
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出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各种派别。他们都标榜自己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影响下，开始打、砸、抢，揪斗老干部。有的学生在深圳设卡，对入境香港同胞施行“破四旧”；有的学生甚至劫持车辆，妄图冲击边防线“解放香港”。
这阶段，广州军区主要是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基本没有介入地方运动。也是在这段时间，广州军区的领导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盲目陷入到这场由北京发动、在全国迅速蔓延，而且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的政治运动。因为他们发觉，这帮不谙世事的孩子们自恃根正苗红，表现得异常幼稚和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更不会去考虑自己父母的命运与这场运动的必然联系。根据《军委八条》的规定，军区主要领导在大小场合反复强调家长要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被人利用。我和哥哥也被父亲送去军区上阳岗警卫营农场养猪放牛。
1966年8月，党的8届11中全会，中南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陶铸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很快被打倒。1967年初消息传到广州，造反派（主要是红旗派）以抄陶铸家为名开始冲击军区机关（陶家住军区大院），同时还冲击了军区作战部的作战室。因当时已危及到军区指挥机关的安全，父亲身不由己地开始和“造反派”接触了。随后，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夺权合法化，加之北京红卫兵南下，广州地区大乱。
为了稳定广州局势，1967年初周恩来和康生到了广东听取“中央文革”派驻广州联络员的汇报，随后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召集广州两大派主要领导人开座谈会（广州红旗派以学生为主，东风派以工人和农民为主）。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会议宣布红旗派是左派，东风派偏于保守。其结果适得其反，会后两派斗争更加激烈。东风派情绪激动，认定是广州军区向总理做了有倾向性的汇报，集中了万余人到军区静坐，讨个说法。一时间，广州地区派性冲突加剧。省革委会派父亲到北京京西宾馆找周总理汇报，希望总理给东风派摘帽，但由于戚本禹坚决反对而作罢。广东地区“支左”部队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广东地处边防，每年有春秋两季出口商品交易会，这在当时封闭的中国无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央要求广东既要搞运动，又要保障交易会不出问题。为此，1967年6月，广东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主任黄永胜，副主任有抗战期间曾给周恩来当过秘书的孔石泉，父亲也是副主任之一。实际上“军管会”也控制不了局势，由于“中央文革”直接插手造反派，“军管会”多次受到冲击，只能勉强维持运转。
那时广州地区很乱，造反派冲击部队，抢截军火，武斗频频发生。为了制止武斗，每次发生武斗时，“军管会”要求“支左”部队要迅速插入武斗的两派中间将其隔离，避免事态扩大。而且要求部队赤手空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伤亡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经服役的部队里一个叫林进海的干部，就是为保护战士不受伤害，奋不顾身扑向造反派投来的手榴弹而牺牲的。
在处理上述情况时，由于作战部门要直接调动部队，为了及时了解掌握部队动态，父亲经常要到第一线指挥。有时他的指挥位置就在军用大卡车上，卡车在流弹横飞的街道上穿行，他在车厢中间，周围围着一圈战士。子弹又没长眼，谁知道哪颗流弹会跳过人墙伤到他。这些经历父亲从来不曾与家人说过，是在很久以后的90年代，一位当年与父亲共事的参谋人员无意中提起的。父亲这样做，可能是怕家人担心，也可能认为那是一种军人的责任！只要国家需要，无论理解还是不理解，军人都应冲在前面。
“中央文革”将两大派头头调到北京解决问题，形势稍有缓和。直到1968年冬成了革命委员会，情况才好了些。
四
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冲突。5月父亲调军委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0年4月作战部长由王夫芝接任）父亲深知京官难当，采取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方式对待工作以外的事物。对总参内部“文革”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概不介入、不表态，而且不串门、不走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连林彪、黄永胜家放电影时诚邀老部下参加，他不仅自己从来不去，也不让母亲和妹妹参加。为此，一些父亲过去的老上级很有意见，认为父亲不近人情，人都到了北京，也不去看看老领导。
父亲曾跟我说过，军队是个讲究资历的地方，那时总参许多一级部的领导都是老资格的将军。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是无法与这些老同志相比拟的。新的环境，更广阔的工作范围，更高的工作要求，父亲深感能力不及，压力很大。虽兢兢业业，也只能被动应付，他夹着尾巴做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抓战备工作中去。
回顾建国后的历史，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中国一直视美国为主要敌对国家，一切战备行动也以美国为主要对象。但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先是将苏联与美国并列，随后苏联取代了原来美国的地位，其中原因不说自明。
在侵朝战争中失败又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后，美国对中国这个对手的力量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尼克松上台后，对华政策略有了明显改变迹象，更何况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美国要想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绝非易事；而中苏关系和战略则发生了变化。由50年代的“蜜月”，到60年代后期两国由意识形态分歧和两党之间的论战发展到军事对抗，使我党深深感到，苏联的对外政策带有很大的危险性；中苏之间有着绵长的边界线，一旦发生战争，的确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凡是现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之一是“反修防修”。6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坚信修正主义不但具有同帝国主义一样的扩张性和掠夺性，而且还多了一层欺骗性。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和意识形态方面长期争论，中国领导层逐渐感到苏联是最现实最危险的敌人，是新的战争策源地，当时的战备工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中苏关系历史上，1969年是最黑暗的一年，用剑拔弩张形容当时的情形一点儿也不过分。由于苏方多次在中苏边界制造事端，由拳脚棍棒相加发展到打死打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