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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冬天，总参服务处就停止了家中的供暖。北京的冬日，屋里犹如冰窖，母亲在屋里还要穿棉鞋。母亲是地方干部，理应享有煤火费用。父亲在位时因为有领导待遇，母亲从来没有领取过。现在没有待遇了，母亲按规定去领取煤火费，一商局“支左”的军代表一改过去阿谀面孔，板着脸说：“不给！回去多盖两床被子。”好在父亲过去的炊事员老穆为母亲搞来蜂窝煤炉子，才使屋里有了一丝暖意。由于撤走了全部的工作人员，煤炉子白天无人照管，母亲白天要正常上班，下班后还要办班交待父亲的问题，往往回到家都过了十点，上班前封好的煤炉子早已熄灭了。
家里的工作人员都被审查。秘书和警卫人员不用说，连炊事员老穆、司机老王也没幸免。这两位服务处的老职工兢兢业业，“文革”前曾在刘伯承元帅和王尚荣副总长家做服务工作。“文革”开始，随着这些首长的落马，他们就被审查过。这次又被隔离审查，心里能痛快？审查结束后，尽管领导说破大天，都不愿再去首长家服务了，省得闹心！司机老王回处里开起了拉货的大卡车，后来调到了卫生部工作。老穆因有高血压，受不了刺激，早早就退休了。
在那个年月里，母亲一人远在北京命运未卜。我们兄妹几人只能互相搀扶着艰难度日。位于东山区的军区大院，那片我们成长且熟悉的地方，我们不敢去。一是怕遭白眼伤自尊；二是怕因父亲的问题给各位叔叔阿姨们找麻烦，因此自觉地与它拉开了距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帮助。每年回京探亲的20天的假期，几乎全都用在上访打听父亲下落上。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为我们带来一丝希望，我们成了中央和军委信访办的常客，搞得那里的接待人员见到我们都烦烦的。
除此之外，就是四处投信，要求与父亲见面。在北京的后海、鼓楼一带，党、政、军领导居住较集中的区域，见到哪家大门气派点，就往信箱里塞一封，指望着哪一天奇迹能够出现。二哥还给在民航工作的、曾在广空服役的华国锋女儿苏玲递了信。我们的执著终于感动了上帝，1978年春节后，我们得到了一次与父亲见面的机会。
记得见面的前一天，专案组到我们家，对我们交待了若干项“不准”，说阎仲川没定性，什么都不能说。第二天，一辆华沙车拉着我们全家在北京城内转了老半天，终于拐进一个院落。熟悉北京的母亲认出来是翠微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把我们带进房间坐定后，父亲被带了进来，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的模样都倍感心酸。父亲被推个光头，穿着一身被扒掉领章的旧军装。由于刮胡刀被没收，没有条件刮胡子，只能每次推头的时候用推子将脸上的胡子一块儿推掉。腿关节本来就有伤，事后听父亲说，关押期间，刚开始每半年才放风一次。后经不断斗争，争取到每周放风两次。由于缺活动、缺太阳，关节软化，腿脚显得特别不利索，感觉整个人仿佛短了一大截。最让人难过的是父亲一口牙，出事前还是好好的，现在除前面一颗已变了形的门牙呲在外面外，整口牙都掉光了。
母亲当时就哭了，因事先有专案组交代，大家只能面面相觑，默默无语。根据事先商定的办法，为节省时间，我们子女少说或不说，让母亲多说。母亲流着泪简单述说了一下家中的情况。其实，当父亲一见到我们几个被扒了军装的孩子，一切都不言自明了。见面时间很短暂，可能专案组对父亲有所交待，他很少说话，却从我们忧郁的眼神中读出了家人对他生命深深的忧虑。他说出了一句话让我们至今难忘。他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
临别时母亲让父亲跟上面反映，能不能治治牙，否则怎么吃饭。父亲信心满满地说：“回去就给傅崇碧写信，过去我曾救过他的命！”果然，回去不久，在北京军区司令傅崇碧过问下，很快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装了假牙。事后我曾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1969年刚到北京，受杨、余、傅事件冲击，傅崇碧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追杀，父亲奉命对傅进行保护。他用一个排的战士将傅四处转移躲避追踪，我们家现在住的小院他都躲过。
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曾对父亲的问题做了指示：“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放火烧荒”，说总参谋部“批林”不利，包庇林彪死党，父亲或许就解放了。
八
1979年4月，即“四人帮”垮台一年半之后，父亲才被解除监管。但还留了个尾巴，说是回家后继续审查。又过了三年多，1982年一位总参领导才代表组织向父亲宣布了审查结论。结论却又根本未提“一号号令”的问题，只是笼统地讲父亲在总部以及此前在广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以表明对父亲的隔离审查是有理有据的。父亲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
粉碎“四人帮”后的1980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检察庭和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进行审判。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门与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是迄今为止记录“两案”审理情况最为详细的书籍。
该书提到“两案”的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特别是缺少过硬的书证，为此调集了14名来自军队要害部门的干部（多数是师职干部）破天荒地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进行取证，也对林彪战备指示合法性问题进行了调查。
对查证的具体结果，该书未做交待，只是笼统地说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有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分”，因而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在以后“两案”审判对林彪、黄永胜等人的起诉和定罪材料中，都未提及“一号号令”和“反革命政变预演”问题，显然过去的一些说法已被排除。随着对 “两个凡是”的批判，按理说此事在当时应该有个结果，但父亲等到的却是沉默。
将近一代人的时光逝去了。1986年，有着秉笔直书光荣传统的中国史学界，终于首先打破了这难堪的沉默。他们不唯上、不唯书，经过大量的调查考证，以极大的求实精神和政治勇气对以往的“红头文件”提出重大修正。
在当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较客观地评价了“一号号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
又过了8年，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长达600万字的大型编年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作者强调：作为史书，必须实事求是，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文字完全采用客观叙事的方法，介绍了“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概况，做出了“一号号令”不是阴谋活动的结论。还对由“号令”衍生出来的一些错误说法或传闻（如：知识分子去干校，老干部的疏散等）做了澄清。同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专文，充分肯定了该书作者排除干扰、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精神。消息一经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振荡。这迟到的消息对父亲这样一批遭受池鱼之殃的号令执行者来说，更多的是勾起他们对往事苦涩的回忆，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退休后的日子父亲过得恬淡而有规律，老俩口十分珍惜被人为分离近八年后再团聚的日子。父亲每天除陪母亲四处转转（主要是为了活动腿脚），一般上午看书，他是绒线胡同内部书店的常客。下午要去文津街俱乐部游泳。父亲的泳技不错，下水后一种蛙式，慢慢悠悠地可以游几千米。
除此之外，父亲也接受过几次央视关于辽沈、平津战役的采访。90年代初，八一厂拍摄电影《大决战》，导演组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