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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落山了。他的衣服从里湿到了外面。父亲脱下自己的棉袄披在他的身上，说：进舱里去，别冻病了。他没有进船舱，他听见李扎根在船舱里的笑声，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湖面上风比白天更大了，帆绳刮得呜呜地响着，浪花砸到船头上，冰冷的水沫随风刮到他脸上，刺骨地冷。他裹着父亲的棉袄靠在桅杆上缩作一团，浑身的骨头像砸碎了一样疼。
船到半夜才到岸边。湖湾里的水落了底，船吃了重进不来。队长和李扎根一人一根篙子分站左右，篙子弯成了一张弓，可船动也不动。队长扔了篙子骂道：妈的╳ ，搁浅了，得下去推！
又饥又冻的汉子谁也不愿下到这冰冷刺骨的水里去推船。这时就见李扎根甩掉棉袄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水花溅到了船上。父亲看着李扎根，用手碰碰儿子。他领会了父亲的意思，也脱了棉袄跳进了冰冷的水里。他和李扎根一人一边用肩膀扛着船帮向前推，队长和几个汉子在船上用篙子配合着，船一步一步地进了湖湾。
接连运了七天石头，他的体力支撑到了最大极限，他倒下了。母亲心疼儿子，她抹着眼泪责怪父亲不该让他去干那种累活。父亲受了委屈，他火了，举起手上的饭碗摔在门槛上，冲着母亲吼道：就他的命金贵，别人不是人？他是为老子去累的吗？他缩在被窝里，听着父亲的吼声他没有责怪父亲，父亲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这时，他的泪水就像金瓦湖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而出。
第四章（1）
19
母亲不让我再去运石头。我整天一个人躺在床上，心里有一种凄凉和伤感，像有许多泪水在等着要在被窝里慢慢流出来。这时，方草来了，她是听说我病了才过来陪我的。我一看见她身上的红棉袄心里就感到了一丝暖意，对生活又有了一种希望。那时候我始终说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其实那就是爱。也就是这时候我听到了关于大队要成立文艺宣传队的消息的。消息是方草带来的，我们俩对这个消息又兴奋又焦虑，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进宣传队。但这次命运倾向了我们，我俩都进入了宣传队。准确地说，方草是顺利进入的，因为大队知道方草在学校就参加了宣传队，而且还跳过难度极大的双人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艺骨干。而我则是后来方草的竭力推荐才勉强进去的。
宣传队共有二十四个人，除了大队干部子女，其余全是下放和回乡知青。每个人都为能进入宣传队而高兴，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向自己的理想走近了一步。那个表示要一辈子扎根刘家湾做贫下中农接班人的李扎根，又是自荐又是找人说情最终却没能进入宣传队，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安慰。从此李扎根不论在什么地方见到我，打老远就绕开避着我。李扎根把没能进入宣传队的帐记在了我和方草的身上，我们成了仇人。在我回乡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宣传队里度过的。我的爱情甚至我的整个人生都与这个小小的宣传队有关。那段生活我这辈子怕也忘不了，它不仅让我学会了编戏同时也学会了演戏。我目睹了权力和欲望是如何吞噬一个人的灵魂，让它腐蚀和堕落。那是一段让我不堪回首的生活，我从不愿去回忆它，但它却时时刻刻出现在我的眼前。除了方草和小凤，还有三个人我一辈子都忘记不掉，他们是刘万全、赵金保和陈永涛。
20
现在我该写小凤了。
不知为什么，在我给你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小凤总是进入不了我的故事。换句话说我找不到关于小凤故事的切入点。有时候脑子里似乎找到了点什么，可一提起笔又找不到小凤的感觉了。这时候出现在脑子里的却又是方草而不是小凤。一旦这两个女人同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时，获胜的无疑是方草。小凤在我脑子里刻下的印象太轻太淡漠。我对小凤只有道德上的同情，而同情这种东西是不可靠的也是不长久的。而对方草我存在着灵魂上的巨大欠帐，这种欠帐是刻骨铭心的。它对感情的折磨将伴随着一生，它只有随着生命的结束才能了结。
晚上，村干部闻讯集体来看望我。五个村干部只有支书我认识。他是我初中同学，毕业后没有继续读高中而去部队当了兵，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出息的选择。1979年退伍回家接了小凤父亲刘万全的班，一直干到现在，既没进步也没退步。1980年春节我毕业回家遇到过他，那时他血气方刚显得精神过剩的样子。他正要去一家喝年酒，我记得他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不冷也不热。他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那表情我至今仍忘不了，淡漠的笑容里夹着一丝不屑。他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年后我们再次见面时，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如此尴尬的变化。支书见面时还特意提到了那次见面，他显得有些激动，脸上充着血，不停地给我戴高帽，说你进步真快，这么几年就当上了县委书记，再过几年一定会是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你给咱刘家湾争脸了！他还要说被我打断了。我不想听这些廉价的吹捧。我拿出带回来的香烟撒了一圈，接着随便问起了村里的一些情况。支书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子，然后照着上面读起来。看得出他是有备而来的，这让我感动，又让我有些不舒服。其他几个人则都双手放在膝上听支书汇报。支书汇报完了脸上竟渗出了汗珠子。于是我便把话题转到了工作以外，有意将气氛调得轻松些。我很可怜这些基层干部，别看他们平时在农民面前吆五喝六浑身威风，可他们见了当官的也会哆嗦。几个人坐了一会，又说了一些廉价的吹捧话便起身告辞。临走支书要我明天一定要到村里到处看看，并要我给党员干部上堂课，讲讲话。支书说你百忙当中回来一趟不容易。尽管我知道他们是在逢场作戏，但心里还是有些激动。于是我告诉他们，我是很想到村里看看，但上课讲话就免了。几个人一起点头说好。
村干部刚走，大姐一家就回来了。大姐的脸上仍可见阴郁的影子。大姐问我：这次回来你打算怎么办？我说去看看他们。大姐说：我是说小强。大姐的眼睛里汪着泪水，她说：下午我从县里回来特地拐过去想看看他，可他却躲着没有见我。我想这孩子是在恨我们。我心里特别的难受，看着大姐脸上的泪水我真想哭，可我知道这不是我流泪的场合。大姐抹抹眼睛说：你应该把小强带走，小凤死了，这孩子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艳玲也不能这么不讲理。我把一支只抽了一半的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狠狠有碾灭，说：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不知道这孩子愿不愿意。父母和大姐夫都在听着我们说话，气氛很沉闷。这时母亲把大姐叫到了里屋，我知道母亲为什么这么做，她处处都替她儿子着想，生怕她儿子伤心。
大姐一走，我和父亲、大姐夫之间的谈话就随便了。大姐夫的嘴巴还是那么不利索，说不到三句便冷场。倒是他的小女儿玉莲一张小嘴极利索，这点完全像大姐，问起我来没完不了。三个大人都被她的伶牙俐齿逗乐了，气氛便轻松了许多。玉莲真是个活泼的女孩子，我离开家的时候她才刚刚会说话。其实在她的脑子里并没有我的印象，这会和我见面还不到一个小时就一点陌生感也没有了。这时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什么东西说是送给我看的，却又不直接给我，而是双手捂着藏在身后让我猜。我想那一定是她的成绩单或奖状之类的东西，可我猜了几次都没有猜中。她说舅舅你真笨，自己的东西怎么会忘了呢？说着把那东西递到我眼前。我愣住了，原来是我十几年前使用过的一本旧日记本，这太让我意外了。我问她从哪弄到的。她凑近我耳朵小声说：这是小凤舅妈送给我的，里面有你写的戏，所以我就把它保存了起来。玉莲接着说：上学期我把它带到学校去给同学看，后来老师知道了也拿去看了，老师告诉我这戏叫话剧。老师还说这是历史文物，动员我把它交给学校作为资料保存起来。老师说舅舅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将来写校史的时候会用的上，但我没同意。玉莲很兴奋很骄傲的样子。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当初那个剧本是写在这本日记本上的。我翻开日记本，我感到我的眼睛像被谁扎了一下扎得生疼——十五年前的那个小话剧竟是小凤一笔一划地抄上去的！就在这一瞬间，我找到了关于小凤的故事的切入点。
第四章（2）
21
宣传队是春节后成立的，任务是迎接国庆全区文艺汇演。他没有参加成立大会，因为那时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