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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到底在想什么，应该是，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心理疾病越来越重，最终导致了生理疾病。
早在他当太子时，刘秀曾经问过他政事。当时东海国附近有妖民作乱，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当时的东海国国王刘庄。他给父亲的回答是，应该加以剿灭。而刘庄的回答是，放纵之，原因是，这是一群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没有奋斗目标的乱民，不用去招抚，也不用去剿灭，关闭所在地之城门，他们闹够了，自然就散了。
事情果然如刘庄所料，几个月后，乱民平息。刘秀在这件事上虽然没有怪刘强的卤莽，但却对刘庄的计策表示了赞赏。
我们举这件事，就是想说明，刘庄是有资格当皇帝的，至少在计谋上，他要比刘强胜出一筹。作为中国皇帝里的最优秀最仁义的光武帝刘秀，其对太子的教育肯定也是从儒家的仁义廉耻方面进行的。刘强在这种“仁柔”教育的感化下，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必定是以“心思敏感、行事优柔”为主要特点。况且，在那一件事情后，刘强感觉到了父亲不喜用兵，虽然，刘秀是用武力得到了天下。但在得到天下后，聪明的刘秀觉得武力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而不能解决一世。
刘强在太子岁月里正接受父亲所安排的而给他带来的敏感神经时，他的母亲正在后宫闹得风风火火。这让他很矛盾，在他看来，一切事情都可以以和平方式来解决，没有必要用“斗争”来把问题扩大化。这种矛盾在他心里渐渐地成形，就导致了后来他让出太子之位的事件发生。一方面，他认为太子之位是个炸药包，随时都可能爆炸而炸到自己；另一方面，儒家传统中的“母以子贵”让他懂得现在的皇后不是他亲身母亲，自己必须要退出的，最后一方面，他认为一切事情都应该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并且一定可以解决。
他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功成身退，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他让太子位完全是出于传统，包括书本和身边臣子的影响所致。这样的让，显然从内心深处并不是心甘情愿的，总有一点点扭曲的心理在里面。当他让出太子位后，对于过多的赏赐，又让他不安。这种不安也带了点扭曲，就像是一个人怄气把珍贵的瓶子给了别人，而别人拿一上好的夜壶送给他时，他赌气似的不要。在他看来，珍贵的瓶子都已经给了别人，还要一个夜壶干什么。
这是一种扭曲的赌气，一方面，他真的想把最珍贵的东西让出去，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对于与这个珍贵东西相同的其他东西要与不要，已经没有区别了。他所受到的教育和耳濡目染的一些事情，让他感觉，皇帝越是给他最好的东西，自己就越是有危险。
在东海的六年和辞去太子位在京城的九年，他无时无刻不在表现自己是一个对任何功名都不在乎的人。确切地说，他是在用自己的这种态度来做给刘秀看，自己确确实实不想要任何东西了。
他以为他所在的政权仍然是以前历史上的政权，仍然要有斗争，必须要有斗争。在这种心态下，刘秀的每一次赏赐，他都惶恐不安。他认为这种赏赐是对自己的迫害，可因为皇帝无戏言，他每次都推脱不掉。
刘秀的发自内心的“道歉”，对刘强来讲却成了一种负担。在这种负担的重压下，他的心脏支持不住了。如果历史可以复制，我们真希望能到他的身边，告诉他，这一切是你应得的，而且什么危险都没有。
事实上，从他到东海国的第四年，他的身体就已经垮了。刘秀和后来的刘庄屡屡派御医为其治病，但效果不佳。其实，他得的是心病，自然需要心药来医治。可御医们根本就不懂，一个在享受上仅次于皇帝的东海王怎么会有心病。由于心理疾病的加重，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当他得知父亲去世后，更是惶恐不安。还是历史，还是历史告诉了他，这个曾经是他自己成全而当上皇帝的弟弟，肯定会对自己有所动作。
特别是发生了刘荆造匿名信事件后，他更是害怕，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几乎把功高震主这句话用在了自己身上，他殚精竭虑地想要刘庄相信自己，可他这种心思就如同重拳打在了海绵上，毫无声息。因为这块海绵根本就不具备进攻力，更没有进攻的打算。
但他依旧在琢磨，琢磨自己的将来，琢磨怎样才能免去自己本不该得到的一切。一直到他临死，他才彻底地放弃了这种心思。当生理疾病夺去他生命的同时，他的心理疾病却莫名其妙地好了。他的遗嘱中希望皇帝能封他的三个儿女为王，这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按照常理，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它却在刘强身上发生了，并且发生得那么顺理成章，刘强也是心安理得。
所以，我们说，刘强自从让出太子位，甚至可以说，在他将要让出太子位的时候就已经得上了很严重的精神疾病，并且也注定了他必将死于这种病。
这样一个人，心理承受能力如此差的人，表面看上去是没有做皇帝的资格的。可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没有他母亲郭圣通的被废，没有他对历史丑陋一面的了解与他手下诸臣子的影响，他肯定不会走到公元58年那一步。性格决定命运，但同时，读太多的书也不是什么好事。
书中有太多的并不正确的事实，从古到今，历史虽然在重复，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教训与经验是没有的。东汉光武帝时期的那段历史就是一最好的反驳。
没有了宫廷斗争与太子争斗的东汉光武，却出了一次刘强让太子事件，在让人费解的同时也让一些人觉得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合乎情理的。出于这种想法的人也患了刘强所患的精神疾病，把一般规律当成了必须该发生的普遍规律。
刘强之死说明了一个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不受历史的影响，包括未来的准皇帝——太子。
太子李成器：何如人间作让皇
何如人间作让皇
李成器跟随父亲多年，一直承受着父亲所承受的一切，他不如李隆基的性格果敢坚决，并且从小就认为天下是李家的，即使武则天在位那么多年，李隆基从没有放弃过对李家江山的复兴念头。可李成器不一样，这个六岁就被立为皇太子、仅几年后又被降为皇孙的孩子在经历了巨大的波澜后，对政治这种东西似乎已经厌恶了。即使没有达到厌恶的程度，也可能跟他父亲一样，达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
孔融四岁时让了一个梨，被传诵了几千年。而唐朝中期的李成器，后称李宪，把将登皇位的太子之位让给了李隆基，却少有人知。倘若将这两个人所让之物比较，就能得出一个很不好的结果来：水果要比江山重要。孔融让梨，得到的是大人们“真乖”的称赞；李成器（也即李宪）让江山，得到的是李隆基的感激涕零。李成器死后被封为“让皇帝”，这三个字不仅仅是对他审时度势的认可，也是对他仁义的肯定。与他的祖宗李世民相比，他真是一位可爱而又可敬的人。他这一让，让出了大唐中兴，让出了宫廷兄弟情深的楷模。
死后荣光（1）
大唐帝国的皇帝李隆基在741年的那年冬天，一直心神不宁。这一年，长安城里的气温比往年要低很多，大雪纷飞，皇城里的每一个屋子都在日夜不停地供暖。但李隆基还是感觉冷，这种冷是因为心神不宁而对温度没有一丝感觉所致。六十三岁的大哥李成器已经病了很久，而入冬以来，由于天气恶劣，病情突然恶化。李隆基与他的兄弟们几乎使用了巫术来给大哥祈福，但李成器的病丝毫不见好转。
这年的十一月，天寒地冻里，李成器还是自然而然地走了。走时没有一点痛苦，据照顾他的太监报告给李隆基说，他走得很安详。一听到这句话，李隆基可不安详了，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号啕起来，任谁都劝阻不住。
五十六岁一个老头，且是一国之主，哭起来居然像个孩子，不累不罢休。过了很久，他明白了即使再哭上十年，哥哥也不会再复活了，才在别人的安慰之下擦干了眼泪。哥哥生前大仁大义把太子之位让给自己，在他死后，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对于一个死人而言，做什么恐怕都于事无补，但对活着的人来讲，起码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更是一种安慰。
随后，李隆基下诏：“能以位让人，有上古之高风。生则成全其气节，死当表彰其贤德。按谥法推功善尚曰‘让’，德性宽柔曰‘让’，敬追谥为‘让皇帝’。”其安葬礼仪完全按照王礼安葬，墓称为惠陵。
不久，李成器的儿子上表恳辞，表示如果父亲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