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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绕不过的“悠悠长水”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他不是滔滔江河，但始终流淌着，就像那长年的流水，滋润大地。”葛剑雄说，“谭其骧的名字已经与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想学习或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人，都将离不开他的著作，都将是他的贡献的受益者。”
按照葛剑雄的话说，但凡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政区沿革、人口迁移、民族分布，乃至黄河和长江的历史变迁，等等，谭其骧都是“绕不开”的。
当年，学校却给像谭其骧这样的学者们开过一个荒谬的玩笑。1974年，上海学习清华大学经验，对所有正副教授进行“突袭考试”。复旦大学的试卷是本校各科的入学试卷，结果谭其骧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只能举其大意，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只写出了三点，“鞍钢宪法”没有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没有写全，数理化只做了一亩等于几平方丈这一道题。这番考试的结果，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毫无知识、一窍不通、连大学入学资格都没有的事例而广泛宣传。
葛剑雄这样描述他的老师：“他的经历很简单，从6岁到82岁都没有离开学校。他的工作很单纯，从20岁登上讲台，就是上课和做研究。他16岁参加共青团，17岁以后就不想再过问政治，但政治却没有放过他，历史给他留下了风霜的印记。”
和这般“平淡”的经历相符，谭其骧性情淡泊，寡于交游，疏于应酬，不大愿为学术以外的事花费时间。他在北平时，胡适是北平学界第一名人，青年人都以名为胡适所闻为荣，谭其骧的导师顾颉刚不止一次向胡适介绍过谭，并在信中对谭大加赞扬，但谭其骧却从未去拜见过胡适。陈寅恪也是泰斗级名教授，不少人攀附惟恐不及。谭的好友俞大纲是陈的表弟，陈曾向他问起过谭的情况，谭其骧知道后，也没有“顺势”去见陈寅恪。
谭其骧生前的住房面积不大，他的书房兼卧室只能放下一张小书桌，桌上总是堆得满满的，头绪一多，常常找不到东西。一次去昆明开会，住在圆通饭店，房间里有很大一张办公桌，他于是感叹道：“什么时候我家里能放得下这样一张大书桌，我的东西一定不会找不到了。可惜不在这里做事，这样大一张桌子派不了用场。”
陶孟和：把“社会”变成“学”
陶孟和（1888—1960），原名履恭，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绍兴。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
那是上世纪20年代初期，陶孟和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此前留学英伦，1912年他20余岁时，便与同学梁宇皋搜集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五四运动前一年，陶孟和在《新青年》上撰文倡导“社会调查”，宣称：“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1949年后，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义上，这个职位和他此前的学术声望是相称的，然局内人日后回忆：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实际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
更根本性的打击来自，上世纪50年代后，整个社会学被作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专业予以取消，科学院的社会学所也被改为经济所。据说，此后陶孟和显得很消沉，几乎“随之销声匿迹”。
关注过陶孟和的学者智效民这样评说：“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到头来居然连安身立命的专业都保不住，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关于陶孟和，有一点是切切值得纪念的。从专业出发，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方的损失估计和谈判情况相当了解，所以当抗战中社会学所困于四川李庄时，他提出战时经济研究和损失估计务必早日进行，以便为日后谈判赔偿问题提供资料。据此，社会学所进行了大量艰苦的专题研究。
虽然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正如研究李庄学术史的作家岱峻所言，当时毕竟开展了一项很有预见性的工作，“放弃也是一种权利，陶孟和们工作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放弃了什么和放弃了多少”。
智效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陶孟和。文末引用陶孟和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段文字，叫做《我们小民的希望》，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立场向当权者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
蒋廷黻：蒋廷黻的那股“劲儿”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外交家。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1935年始，以非国民党党员的学者身份从政，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救济总署署长等职。
大大有名的李敖，在人们印象中几乎“无人不骂”，却对一个公众记忆之外的人物大加推崇。在他看来，此人“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所以，“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民国人物中，蒋廷黻引人注目，因他自有一种精神，有一股“劲儿”。
曾在联合国共过事的澳洲外交官这样形容蒋廷黻：“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学者许纪霖因此借用一则西谚，形容蒋廷黻为“瓷器店中的猛牛”。
猛牛闯进瓷器店，瓷器易碎，然而民国官场的“潜规则”却着实牢固着呢。进入政府之初，蒋廷黻研究了政府部门的结构，结果吃惊地发现，机构臃肿摩擦的现象之严重，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蒋介石要他尽快拿出改革建议，他兴冲冲地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和党内政客的激烈反对。
他还按照西方政治的规则，提出官员必须以实名申报财产，但到处游说，无人响应。
如此书生意气地触犯众怒，不久，力邀他入阁的蒋介石也只能下手谕，把他调离岗位。
蒋廷黻认定中国知识分子太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清誉。对此他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
当今史学大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何炳棣出身清华，他认为，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
何先生感叹：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分量。“什么叫经典？这才是经典。”
蒋廷黻晚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正面作答，而是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反问道：“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卢作孚：一个传奇大亨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实业家，创办民生轮船公司，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
在那个阴冷的下午，卢作孚回到重庆民国路20号寓所。他告诉厨工和保姆：“我累了，我要休息。” 然后直接走进卧室，再没有出来。
1952年2月8日傍晚，家人发现，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服安眠药自杀。当日上午，刚开过民生公司“五反”动员大会。
2004年9月10日，卢作孚长子卢国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似乎不愿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