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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曹聚仁会写作。他一生写了4000多万字，单把这些文章的题目凑起来就有三四万字。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笔写，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纸上写，他“好像随时都可以写”，甚至可以在陪人吃饭时突然掏出纸笔，在饭桌上写起文章来。他不爱带帽，因为这样会“影响写文章的思路”。
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间写成《浮过了生命海》一书，谈病中所悟：“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吕彦直：中山陵的记忆
吕彦直（1894－1929）字仲宜，山东东平人，融汇中西的杰出建筑师。
3月30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代表团拜谒南京中山陵。此前一天，代表团在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举行祭奠仪式。虽然没有前往拜谒，但江丙坤应该知道，广州市内还有著名的中山纪念堂和越秀山巅的中山纪念碑。
在孙中山逝世80
周年之际，又逢1949年之后国民党代表团首次归省大陆，这三处以中山先生命名的建筑显得尤其受人关注。除去政治历史意义，若以建筑史观之，这三处建筑其实还有另一种命名方式，它们属于一个流星般炫目而短暂的名字―――吕彦直。
吕彦直幼年随其姐侨居巴黎，后进北京五城学堂，曾受教于翻译名家林纾。后世评论者认为，这对他立志发扬民族文化，融汇东西方艺术，不无影响。
1911年，吕彦直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1913年毕业，以庚款公费派赴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先攻读电气专业，后改学建筑。毕业前后，他曾作为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的助手，参与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燕园）校舍的规划和设计。回国后，他在上海开设了自己的彦记建筑事务所。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临终前一天明确表示：“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意识到，这座陵墓“不特为民族史上之伟大永久纪念，即在中国之文化与美术上亦有其不朽之价值”，因而有必要“合海内外美术专家之心思才力以计划此空前之建筑”。于是，葬事筹备处向海内外公开悬奖征求陵墓设计图案。
当时年仅31岁、尚名不见经传的吕彦直，在报名应征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皇陵和欧洲帝王陵墓，参照紫金山地形，用两个多月绘制出设计图案，被评判顾问评为首奖，轰动一时。
他的设计被称赞为“合于中国观念”且“融合中西文化”，“全体结构简朴浑厚”，“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不久，吕彦直受聘担任中山陵建筑师，监理陵墓工程。1926年工程启动后，他时常奔波于沪宁之间，终因辛劳过度，病倒在上海寓所。但他仍坚持技术环节必须由他亲自裁决，连选用的建筑材料，除必须遵照他指定的商标、产地之外，还要选送样品，经上海南洋大学试验并超过当时的美国标准，他才签字准用，否则定要返工。
他的一丝不苟，曾引来营造厂发出“吕建筑师欲成其千载一时艺术之名，处处以试验出之”一类的怨言。如此精美的设计和一丝不苟的监理，注定了中山陵成就“千载一时艺术之名”，然而此名却似乎并不属于吕彦直。他的名字当时虽蜚声海内外，今日却罕有人提及，甚至在中山陵的官方网页上，人们也难以找到这个名字。
中山陵尚在施工中，1927年，由吕彦直主持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又在28份中外建筑师应征设计方案中夺魁。
1929年2月，中山陵墓室、祭堂基本完成，卧床不起的吕彦直写信给营造厂，要求全部工程必须在3月9日前完成，以便在定于3月12日的奉安大典（后推迟至6月1日）前验收交工。然而就在自己呕心沥血的工程即将全部竣工迎接他来验收之时，这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却在上海不幸逝世，年仅35岁，终生未婚。
以中山陵为起点，当时的首都南京和国内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一批中西合璧形式的建筑，形成中国近代建筑的独特风格。建筑大家梁思成评价中山陵：“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适足于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
1930年，中山陵管理委员会曾为吕彦直立纪念碑，石碑上半部为吕彦直半身像，由孙中山大理石卧像的作者、捷克著名雕刻家高祺制作，下半部为于任右手书碑文，文曰：“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议决立石纪念。”
此碑原安放于中山陵祭堂西南角的休息室内，抗战中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而今，巍巍中山陵昭示，这位建筑师的名字，不应像他的纪念碑般缥缈。
吴兴华：天才的悲剧
吴兴华（1921－1966）原籍浙江杭州，诗人、学者、翻译家，一个天才，一个悲剧人物。 张芝联老人以手掩面，声音哽咽着。此刻，这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名教授，沉浸在对亡友的怀念中：“兴华比我小3岁……如果他还活着，可以写出多少好东西……如果他还活着……这只是我们的幻想，谁知道这个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自己会怎么想？”
4月17日，“吴兴华诗歌朗诵会暨《吴兴华诗文集》首发式”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四季庭院”举行。在被湮没了数十年后，诗人的名字在朗诵声中熠熠生辉。当年曾受教于吴兴华的学生感慨：“今天，他的名字又在北大响亮起来！”
上世纪30年代，在今日北大所在之地的燕京大学校园内，吴兴华便享有“才子”之誉。他到图书馆借书，一次要借10本，管理员不准，按照规定，限借3本。他说我不带走，就坐在书库里面看。不到闭馆时间，10本书的主要内容都已纳入他的脑中，于是，他从容把书交还管理员，出馆找人打桥牌去了。
他打桥牌的做派更是朋友圈中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
吴兴华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于中国传统典籍也浸润极深，被认为学养堪与陈寅恪、钱钟书相提并论。他的夫人谢蔚英回忆，他曾说过自己的治学计划是40岁之前苦读，奠定根基，40岁以后开始一一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1948年，年仅27岁的吴兴华被聘为燕京大学副教授，踌躇满志。一年后，这个年轻的“旧知识分子”开始极力改造自己，力争尽快适应新社会。在他和弟弟吴言的通信中，谈的主要就是这个话题。吴言告诉记者：“当时《光明日报》上登知识分子的座谈，引用他很多话，可见他是极力想跟上这个形势的。”
1952年后，他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因直言反对苏联专家的英语教学方法而被扣上右派帽子，剥夺了教学和写作的权利。1962年“摘帽”后，他开始着手自己的两项“雄心壮志”：一是根据意大利原文，严格按照但丁诗的音韵、节拍翻译《神曲》；二是创作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以柳宗元为主角，力图包容唐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全貌。据谢蔚英回忆，他还打算翻译《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
这个阶段本该是令人向往的。吴兴华自己曾说过：“闭上眼睛，仿佛就到了唐朝，衣着打扮，人来人往，宛如自己置身其中。”然而命运总是嘲弄天才，随即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吴兴华感到深刻的恐惧。为了怕人说“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他亲手烧毁了书稿。
谢蔚英当年偷偷保留了一小章节吴兴华翻译的《神曲》，如今被收入诗文集。“白昼正渐渐消逝，昏暗的影子／解除了大地上面一切生物／辛劳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准备着应付双重战斗的任务／……我随着他走的方向／踏上一条艰涩荒凉的小道。”
“文革”初期的暴虐，张芝联称“以下的悲剧不忍着笔”，他宁愿借吴兴华翻译过的《神曲》，视之为“炼狱”和“解脱”。这是对亡友的凭吊，也是对自己的慰藉，而事实却惊心动魄。
1966年8月的一天，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勒令“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劳动中他体力不支，又被红卫兵灌下从化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