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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主政广东的陈济堂曾提出议案，强制各级学校讲授《孝经》。鉴于许崇清在教育界的威望，陈济棠请他负责审查这一议案。许崇清认为强制读经会使学生视野停滞不前，因此坚决反对。为此，陈济堂又是施压威吓，又是许诺送股票，软硬兼施企图逼他通过审查，但许崇清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议案。陈济棠一怒之下撤掉了他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
此事当时震动华南——一介书生竟敢顶撞广东“土皇帝”。
许崇清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共计20年，占到了中大校龄的四分之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次代理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后，1951年许崇清第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欢迎集会上，中大人评价：“中山大学是应该同许崇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学者杨东平称中国现代以来的大学校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每一所都与大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奇之于清华大学……在这一长串名单中，当然不会缺少“许崇清之于中山大学”。杨东平认为：“这些大师成为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
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讨论校长问题时曾说过：一个好的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正义和良知。这句话，用在他们的老校长许崇清身上，可谓恰当。
马相伯：一老南天身是史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
从一场战争到另一场战争，这就是马相伯的个人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马相伯出生；1939年，抗日战争仍在持续，马相伯逝世。
百年间，他从容游走，留下一所享誉中外的大学和一个高山仰止的背影，正如柳亚子诗云：“一老南天身是史。”
当年风靡中国的《良友》画报，历来凭借时髦的封面女郎吸引读者，却在马相伯百岁大寿那一期，以他的照片作为封面。此刻，这位老人俨然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
作为教育家，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故事，已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1902年，他以“中西大学堂”理念，创办震旦学院。“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而震旦学院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震旦学院最著名的校友，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1904年，这名被清廷通缉的陕西举人，化名“刘学裕”入学。
此后，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引发“震旦学潮”。马相伯明确表示同情学生，并于1905年在吴淞另立复旦公学。“复旦”之语，出于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且含“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之双重寓意。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
如果仅有一所复旦，马相伯或许不会作为一种象征，赫然出现在中国最流行刊物的封面上。举国上下对他的关注，还在于他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一次又一次参与组织抗日民主集会。正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面对如此尊荣，马相伯却有些落寞。寿辰之后不久，一日，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的这些“叫声”。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华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他慷慨激昂发表抗日言论：”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4个月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他在上海土山湾的居所“绿野堂”，已成为国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征。“七·七”事变后，他发表《钢铁政策》广播演说，呼吁国人立即行动，誓死抗击日本侵略。
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马相伯另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簇拥下，端坐正中，尽现人瑞之相。
李登辉：被遗忘的复旦校长
李登辉（1872－1947）字腾飞，祖籍福建，生于印尼华侨家庭。受人尊敬的复旦老校长。
李登辉何许人也？
在大多数人看来，对一个在中国“臭名昭著”的人物提出这样的问题，若不是恶意搞笑，那多半别有用心。
前不久，有人在论坛上贴出题为“本人敬仰李登辉”的帖子，引来一片哗然。第一条跟帖：“风马牛不相及”；第二条：“跟那个汉奸狗贼同名同姓？？？”再往后：“我靠，你拿同名的人来骗我进来”；“那个汉奸真是侮辱了李登辉先生的大名”；“一场虚惊”……直到有人忿忿不平，“台湾那个登辉真作孽，白瞎这个好名字！”
原来，发帖人说的是“我们复旦的老校长”李登辉：“在复旦百年华庆之际，表达我对他的敬仰”。
全球互联网某著名网站，专门有一个针对“李登辉”这个名字的“消歧义”网页，注明此词条可能指以下中的一个：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
然而与那个李登辉的恶名远播相比，这个李登辉显得过于寂寞了。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复旦的学生有意为李校长立传，在他面前提出此想法后，李登辉一口否决，正色答曰：“Man muchablerthan I have center no record，why should Ileaveany？（比我能力强得多的人都没有留下记载，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载呢？）”
不知是否一语成谶，曾经为复旦这所著名学府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登辉校长，果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记载只有7个字，“资产阶级教育家”。无怪乎后人替他鸣冤：历史没有给他留下空间，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史传问世，于是，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学教育家群体中，他被淡忘了。在绝大部分复旦师生眼中，李登辉的形象也模糊不清。
复旦学者钱益民说，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趁着复旦百年华诞，才让李登辉姗姗来迟。作为刚出版的《李登辉传》的作者，钱益民不无遗憾，因为传记的执笔者已不可能是李登辉亲手培养的弟子门生，那些曾得到他教诲和恩泽的人们，早已全部作古，传记本该在他们手中完成的。
不过，虽未有皇皇大传，但李登辉的同代人对他从未吝惜过最高的赞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孑民先生在北方首先树立思想自由的学风，而在南方，则复旦大学一直保持思想自由传统者，是先生最大的功劳。”
李登辉对大学风气的信条是“大学之教，百家渊薮”。他的学生回忆，李老校长对于学术思想，完全是美国最先进大学的作风，是极其自由的，甚至，“康南海（康有为）先生明明是复辟派的重要人物，为了他的经学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辈学生却得了李老校长的许可，亲自到辛家花园敦请康先生来复旦讲学”。
1917年，在校长李登辉主持下，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原有文理两科，新增商科（即商学院）。后人注意到，世界闻名的哈佛商学院设于1908年，复旦设立商学院，仅晚哈佛9年。1920年，美国哈佛、耶鲁两校开办教育系，李登辉同时在复旦试设教育科，可谓丝毫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潮流。
思想上先进，但他在情感上却是极恋旧的人。妻子早逝，他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