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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似的，也来唱戏？她也就能唱唱老旦，干干杂活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傻楞在那里，不知道是应该跟她们吵一架，还是就这样沉默着。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转。我没想到自己热心为着大家竟然会得到这样的回报，那些轻蔑的话，象一记闷棍，把我打成了哑巴，但我选择了沉默。那一刻，我由一个快乐无忧的少年突然间长大，才懂得妈妈说的那句话：在外不比在家。
心里长了牙，事情就能咬住。我发誓要干出名堂来给他们看看，我一定要在业务上拔尖。我把自己的练功计划排得满满的，什么圆场、基本功、毯子功（戏曲舞台翻打的一种形式），什么唱腔、念白、小品（那时我们也排小品），我都要争取第一。很快，专业成绩上去了，而我离那个集体也渐渐远了。1976年初还有“白专道路”这一说，十四岁的我虽然对此理解不深，但也切身感觉到阴郁的天空随时有可能降临狂风暴雨。
记得有一天晚自习，我刚刚练功结束，发现教室的灯已经亮了，想起要开班会，我紧赶慢赶抱着刀枪、靠旗（戏曲里将士在战场上穿的服装，很威风的，但要是耍好看了，得下很大的的工夫）汗流浃背的跑进教室，看见有的同学拿眼睛瞪我，有的爱搭不理，明显大家对我迟到不满，都在等我。准确的说，没有我参加，这个班级会就失去意义，它是为我开的，因为我是大家“评判帮助”的对象。看见这个阵势，我一下子蔫了，全没有了适才穆桂英驰骋沙场的那种神气，低着头默默的走到最后一排，轻轻的坐下，可怜兮兮的两只眼睛不知道往哪看。“帮助”会上，和我一般大的小女生们，拿起报纸上的文字来对照我的行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什么“白专道路”，最后竟然有了“叛徒，特务”这样的词，令我如云里雾里般糊涂。我一句话没有说，心想，管你叫我“叛徒”还是“特务”，反正我不要做小胖猪。现在想起来，那不过是一群完全不懂事的女孩们在一起玩闹，十三、四岁，谁懂那些呀，不过是跟着瞎嚷嚷，象是一出搞笑剧，这也看出当时我们少女般天真纯良的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只当过这么一回班长，历时一个月。
谁料皇榜中状元（2）
后来听说，每一届黄梅戏表演班新同学进校，老师都会向同学们隆重推出我的事迹，以我做刻苦勤奋的榜样。老师们说，每一个夜晚，都可以看见一个身影在月光下舞蹈，一双白色的鞋子象在水面上飘荡，似人似仙。每一个清晨，都可以听见一个声音在河边吟唱，穿过晨雾迎来太阳，如泣如诉。这样的描述，我感觉象不是我，而像我的传说。
学校的老师，同学对我的印象恐怕就两个字：刻苦。
刻苦，是因为笨拙，所谓笨鸟先飞，其实我是后飞。如果我有更好的天赋，哪用如此傻练？所以每次听见老师同学这么赞叹我的时候，我以为那不是什么优点，更不值得炫耀，只不过是我对笨拙的一种安慰吧。但值得高兴的是，我终于摆脱了胖小猪的形象，成为班级的优秀生，这让我自豪。所以在学校期间，我排演了像《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三请樊梨花》中的樊梨花这样的武戏，也排演了《女驸马》这样的传统文戏。
对于学艺的孩子，老师若说这孩子开窍了，那就有戏啦。1976年的春天，我，突然开窍了。我那又亮又脆的嗓音开始引起同学们羡慕的目光，特别是那些嗓音变得像老鸭叫似的男生。每次，我的唱念考试都是第一名，这让我非常得意，甚至有些不可一世的轻狂。
我做事的极端和任性是出名的，有时这很可怕。当我把兴趣和热情转到业务上的时候，除了练功练唱，我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我常常把练功后的脏衣服汗袜子扔在盆里好多天不洗，直到闷出馊味儿，害得几次卫生检查全班都评不上先进，同学们气坏了，为此和我大吵了一架。还有，练什么都不惜力，不仅自己如此，对合作的人也不放过，如排戏的搭档，只要有空就一起练习，还有，戏曲学校常规课程打“把子”，（一种虚拟化的武打，虽然不像电影武打那样逼真，但这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有非常强的审美价值，通常看见戏曲舞台上举枪弄刀的武打戏，就是我们学的打“把子”课）。一般是男女同学搭配，男同学拿枪，女孩子举刀，双方配合必须默契，否则很容易出故障弄伤对方。当时，我和蒋建国分在一组，蒋建国现在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院长，也是小姐妹吴亚玲的丈夫。我们“打把子”的趣事很多，现在大家见面还总是要取笑我一番。蒋建国说，那时就怕我在楼下喊“打把子”，只要我的声音出现，男生就起哄。有的时候，刚刚吃过饭，还来不及放下碗筷，我就大喊开来了，经常“把子”打到半截肚子就岔气儿，也不好意思停下，只能忍痛坚持。那时我们男女生是不说话的，他们就在背后给我起了不少绰号，其中流行最广的是叫“大把”，是因为我打“把子”太狠，还是因为我的脸太圆象圆粑粑，我一直不清楚，反正，这个绰号，他们背地里偷偷的喊到毕业，叫我好生奇怪。
艺校的生活，真的有一点久远了，所以每次想起来总是朦朦胧胧。还记得，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们的道具库来了一位新保管员许和他的朋友方，他们都是上海人，长我们七、八岁，和蔼可亲，我们女生经常往他们那里跑，听他们讲故事，讲大上海的故事。他俩也很鬼，买来整麻袋的花生，我们这些女孩子便心甘的帮他们剥，就是为了听他们讲大上海有一条南京路，南京路上有大碉堡……在他们编的故事里，我们剥出了一篮又一蓝花生仁。许和方还偷偷的给我们听邓丽君的歌，就是那些美妙的歌声让我对流行音乐着了迷。后来，方成了我的初恋男友，在我毕业之后去上海演出时，我质问他，南京路上哪有大碉堡？他笑了：就是想让你们帮着一起剥花生呗。狡猾的家伙。
临近毕业，每一位同学都在为毕业去向而奔忙，我更是一心渴望能够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可是，因为我的固执为我惹出了麻烦。毕业汇报演出的那天，我和同学马兰分别演出《女驸马》。她演《状元府》一折，我演《洞房》一折。
我向排练老师申请“原来驸马是女人”中的三行清唱，老师没有同意。当时我心里不服气，便偷偷的和乐队琵琶吴静说（和我妹妹同名），“你别管，到时候你就别弹，让我自己唱就行了”。我自信的说。从小我就喜欢自说自话，这个毛病让我吃了很多亏。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我总难免会犯这个错误。吴静高兴极了，因为她也是一个学生，不想出洋相，而且也即将面临着分配，所以也紧张。（现在她已经是黄梅戏剧院最好的琵琶演奏员了。）
演出这天，当我清唱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我感觉到每一位老师评委已经被我征服，成功在向我招手，心里正洋洋得意，却听见一点乐队的声音，因为是半道进来，我的唱和乐队打起架，偷偷的，我用余光瞟了一眼，看见老师正在指挥乐队慢慢进入。突然，我脑子一片空白，自负的心，令我做了一个学生不该做的冲动和激烈。
“唰”，我撩起长袍从地上站起，立在舞台中间，环视台下一张张惊鄂的脸，看着正在乐队指挥的老师，昂起已经泪流满面且倔强的脸，愤然挥袖而去。象刘胡兰？江雪琴？眼泪莫名其妙的象断了线的珠子跌落下来，流进我的嘴里，感觉不到一丝咸味，喉咙被哽咽，发不出声音，我觉得好委屈。
台下一片哗然。老师显然是很不高兴的。那年我刚刚十八岁，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无知而无畏呢？
谁料皇榜中状元（3）
我想，我是不会被分配到省黄梅戏剧团了。
当时，我那么希望分配到省黄梅戏剧团，是因为我的初恋男友方在合肥工作，方是上海人，留在合肥对他已经很无奈了，如果再随我到偏僻的城市，恐怕就更委屈了，所以为了他，我要努力争取留在合肥，当然，我也自信的认为，我出色的专业成绩会为我赢得进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机会。然而，这一事件让我彻底灰心了，我想我只能去马鞍山黄梅戏剧团了。男友说：别难过，我和你一起去。让我很感动。
所幸的是，这回上帝站到了我这一边，我还是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同时，分配到剧团的有十个同学，五男五女。五个女生就是后来被人们热称的“五朵金花”，男同学当时虽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