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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交与家主，主人家中要多织布，供给阿哈衣服饭食，如果家主不“善养”阿哈，阿哈“以衣食为劣而上诉后”，“则从虐养之主取之，转而给与善养之主”。努尔哈赤发布这一汗谕，是企图在大举攻明前夕，缓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巩固和维护后金国中占居主导地位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之后，努尔哈赤利用明朝辽东旧经略熊廷弼被罢革新经略袁应泰不谙兵法的好机会，决定进攻沈阳、辽阳，发动了明金（清）之间的第二次大决战。
明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ri，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出发，十二ri晨到达沈阳，在城东七里河的北岸筑造木城屯驻。沈阳“城颇坚，城外浚壕，伐木为栅，埋伏火炮”。城外挖有与人身相等的陷阱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阱之后挖有四道大壕，尖桩密布，又树立大栅栏，沿内壕排列楯车，每车安放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之间又置大炮五门。奉集堡、虎皮驿亦皆开河建闸，修缮坚固，与沈阳成为犄角。
沈阳城内有贺世贤、尤世功二总兵官，各将兵万余，总兵官陈策、董仲揆引川浙兵一万余正自辽阳来援，守奉集堡总兵李秉诚、守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亦领兵三万来援。按军队总数而言，明国稍占优势，兼之沈阳城坚濠宽堑深，枪炮众多，明军如果据城死守，是很难攻克的。
努尔哈赤知悉单凭硬攻，以弓矢对枪炮，以人力攻坚城，是难以奏效的，如战事拖延，陈策、李秉诚等四万余军队及其他援兵赶到之后，腹背受敌，局势便十分险恶了，遂临机应变，果断决定诱敌出城，发挥己军善于野战的长处，设下埋伏，乘机歼敌。三月十二ri，努尔哈赤先派数十名骑兵“隔壕侦探”，被总兵尤世功家丁追击，死四人。勇猛寡谋的总兵贺世贤“勇而轻，谓奴易与”，遂改变了原来“固守”的方针，“决意出战”。第二ri，努尔哈赤又遣少数老弱士卒挑战，贺世贤饮酒大醉，率家丁千余出城，夸下海口说，要“尽敌而反”。金兵“诈败”，世贤中计，“乘锐轻进”。一入伏中，后金“jing骑四合”，将明兵重重包围，奋勇砍杀，大败明兵。世贤“身中四矢”，且战且走，退至城边，因吊桥绳索被努尔哈赤数月前派往城中诈降的蒙古、女真人砍断，不能入城。八旗兵追至，击杀贺世贤及来援的尤世功，冲入城内，打下了号称金城汤池的沈阳重镇。
此时，明总兵陈策等率川浙兵来援，刚至浑河，川兵渡河，营于桥北，浙兵在桥南，营寨尚未安好，努尔哈赤乘机率军猛攻，先消灭了桥北川兵，随即击败朱万良、姜弼来援的三万明军，紧接着又歼灭桥南浙兵。一ri之内，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健儿五、六万，鏖战四次，将七万余明军各个击破，攻克沈阳，创造了军事史上集中兵力击败优势敌军的光辉战例。
努尔哈赤屯兵五ri，论功行赏，三月十八ri集诸贝勒、大臣定议，进军辽阳。
三月十三ri沈阳一失，辽阳危如累卵，城中“兵不满万”，又“身无介胄，器不jing利”，辽东“战将劲兵”，一半损于沈阳之战，一半在各地应援。如果金兵于十四ri飞驰进击，当天即可轻取辽阳。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努尔哈赤的迟延和失误，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三月十九ri午时，努尔哈赤率军进至辽阳城东南角，当天晚上，于城南七里安营扎寨。此时，论兵数，明倍于金。讲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十分坚固，“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挖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又引入太子河水，灌满护城深壕。辽阳有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各重一千余、二千余、三千余斤，一发可毙敌数百，威力很大。《武皇帝实录》卷三记述辽阳守备情况说：“（明臣）放代子河水于壕，塞其西闸，内列火器于城上，排兵四面，守御甚严。”朝鲜文献甚至记述了后金军望城生畏的情形，指出：“（八旗军）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yu退。”如果明经略袁应泰调度有方，凭坚死守，辽阳是不会轻易失落的。
努尔哈赤看到明军守备甚严，决定避免硬攻，力争智取。他首先严正宣布必战、死战的决心，声sè俱厉地谕告众人说：“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立即“匹马独进”。这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对八旗官兵发挥了强烈的影响，促使他们知难而进、转怯为勇。
努尔哈赤再次运用发挥所长制敌所短的正确战术，决定诱敌出城，引入伏中，以便合歼敌军，同时又派遣“细作”，混入城内，待机内应。三月十九ri，他先差少数人马横渡太子河，诱骗敌人，明军果然中计了。明经略袁应泰本来已和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现在看见后金兵马太少，“其骑可数”，遂因“见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五总兵，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兵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指挥军队，“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死”，“军败多死”。第二ri，三月二十ri，努尔哈赤亲督士卒猛攻，鏖战多时，明兵又败。三月二十一ri，努尔哈赤领军乘胜进击，原先派入的“jiān细”从中内应，遂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努尔哈赤带领八旗贝勒、大臣，进入城内，驻于经略衙门，谕令汉人归顺，辽河以东的宽甸、海州、耀州、盖州、镇江、熊岳、复州、汤站、武靖营、长宁、长静、三河、十方寺、永宁、镇夷、威远、孤山、甜水站、草河、奉集、平虏、蒲河、懿路、鞍山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
天命六年四月十一ri，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是否迁都于此？他们都主张回到建州，不愿留住辽阳。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责备诸子目光短浅，没有雄心壮志。他强调指出：承蒙皇天眷佑，艰苦创业获得成功，降服了辽河以东地区，如果回到故里，辽阳必为明国收复和固守，逃散于山谷的城堡人丁便摆脱了后金的统治，“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皇天如此“喜爱之地方”，焉能抛弃！他谕告诸子要胸怀大志，并语重心长地说：“今我兴兵，为尔等众子创立大业。诸子，尔等焉能说不能呢！”于是，诸贝勒、大臣一致回答说，“此言诚然”，遂定议迁都辽阳，派人迎接汗之福晋和皇子，将建州地区人丁移驻辽东。努尔哈赤这一决策，对促进后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天命七年正月十八ri，努尔哈赤统领八旗劲旅，西征明朝辽东重镇广宁。虽然明在关外有军队二十万，两倍半于金军，而且火器众多，但努尔哈赤并不畏惧，二十ri即渡过辽河，进围西平，二十一ri午时猛攻克城，并随即与十万明军鏖战于沙岭，斩杀辽东总兵刘渠、援辽总兵祁秉忠，大获全胜，明辽东巡抚王化贞弃广宁城匆忙逃遁。正月二十四ri，努尔哈赤领军至广宁，明游击孙得功等率士民执旗张盖奏乐叩降，迎入城中，驻巡抚衙门。平阳、西兴、锦州、大凌河、右屯卫等四十余城官兵俱降。二月十七ri，努尔哈赤命诸贝勒统兵留守广宁，将锦州、义州等处官民迁于河东，回归辽阳。
明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努尔哈赤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新形势，即在长期封建化的汉族地区，确立和巩固后金国的统治，因而必须解决新出现的许多难题。比如，辽河东西主要是汉族居住，不管是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文化传统，还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服装发式，以及语言文字、相貌xing格，与满族都截然不同，对他们怎样管辖，怎样剥削？满族人丁移居辽东后，怎样安置，是固守旧俗，还是改行汉制，或是另行他法？辽东及其附近，有相当多数量的蒙古部落，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满、蒙、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布局？辽东地区人丁大减，民不宁居，田地荒芜，社会混乱，怎样安定，怎样恢复？明廷大调兵马，广修城堡，抢运粮草，赶制火器甲仗刀箭，力图挽救辽东危局，守住宁远、锦州，确保山海关内安全，并屡派密使，潜入辽东州县，联络反金人员，策划武装反抗和大批外逃，以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