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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
列国款附，琛贡相属于道，府库充塞，创景福内库以蓄金币，为殄虏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继之，怀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乐，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间，号称太平。
群臣称颂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请封泰山，祀汾阴，礼毫社，属车所至，费以巨万。而上清昭应、崇禧景灵之宫相继而起，累世之积，糜耗多矣。其后昭应之灾，臣下复以营缮为言。
大臣力争，章献感悟，沛然遂与天下休息。仁宗仁圣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复其旧。而夏贼窃发，边久无备，遂命益兵以应敌，急征以养兵。虽间出内藏之积，以求纾民，而四方骚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后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复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宫邸，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赡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观，几见日新之政。而大业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有司奉承，违失本旨，始为青苗、助役，以病农民，继为市易、盐铁，以困商贾。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于是经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继以南征交趾，西讨拓跋，用兵之费一日千金，虽内帑别藏时有以助之，而国亦惫矣。今二圣临御，方恭默无为，求民之疾苦而疗之，令之不便无不释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宾，水旱继作，凡国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当此之时而不思所以济之，岂不殆哉臣历观前世，持盈守成，艰于创业之君。盖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毁，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间，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无法也，内建百官，外列郡县。
至于汉、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无德以为安也。汉文帝恭俭寡欲，专务以德化民，民富而国治，后世莫及。然身没之后，七国作难，几于乱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贤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风。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
羌胡外乱，遂以失国。此二帝者皆无法以为久也。今二圣之治，安而静，仁而恕，德积于世。秦、隋之忧，臣无所措心矣。然而空匮之极，法度不立，虽无汉、晋强臣敌国之患，而数年之后，国用旷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愿得终言之，凡会计之实，取元丰之八年，而其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馈运，五曰经费。五者既具，然后著之以见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计可以画地而谈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览观焉。
苏辙《民赋》序曰古之民政，有不可复者三焉。自祖宗以来，论事者尝以为言，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然为之愈详而民愈扰，事之愈力而功愈难。其故何哉古者隐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安平之世，无廪给之费，征伐之际，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然而熙宁之初，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赘子，断坏支体，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擅弓矢之技以暴其乡邻，至今河朔、京东之盗，皆保甲之余也。其后元丰之中，为保马之法，使民计产养马。
畜马者众，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小不中度，辄斥不用·县岁时阅视。可否权在医驵，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贷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诗》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
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盖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数，亦未必有常息也。至于熙宁青苗之法，凡主客户得相保任，而贷其息，岁取十二。出入之际，吏缘为奸，请纳之劳，民费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输十而得五。钱积于上，布帛米粟贱不
可售。岁暮寒苦，吏卒在门，民号无告。二十年之间，民无贫富，家产尽耗，此所谓不可复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亩六畜器械之数，未有不知其数而能制其贫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贫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开井田，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风流已远，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口。其后世乱法坏，变为两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田之在民，其渐由此，贸易之际，不可复知。贫者急于售田，则田少而税多，富者利于避役，则田多而税少。侥幸一兴，税役皆弊。故丁谓之记景德、田况之记皇祐，皆以均税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孙琳始议方田，量步亩，审肥瘠，以定赋税之入。熙宁中，吕惠卿复建手实，抉私隐，崇告讦，以实贫富之等。元丰中，李琮追究逃绝，均虚数，虐编户，以补失陷之税。此三者皆为国敛怨，所得不补所失，事不旋踵而罢，此所谓不可复者三也。故臣愚以谓为国者当务实而已，不求其名。诚使民尽力耕田，赋输以养兵，终身无复征戍之劳，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战阵以卫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余以贷不足，虽有倍称之息，而子本之债，官不为理。偿进之日，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州县晏然。处曲直之断，而民自相养，盖亦足矣。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虽小有不齐，而安静不扰，民乐其业，赋以时入，所失无几。因其交易而质其欺隐，绳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
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万余，岁得钱数百万缗，而百姓困弊，实召天宝之乱。
均税之害，何以异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称颂，以为先王遗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数十年以来，屡试而屡败，
足以为后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仓库、躬馈运，小者治燕飨、职迎送，破家之祸，易于反党。
至于州县役人，皆贪官暴吏之所诛求、仰以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场以募衙前，均役钱以雇诸役，使民得阖门治生而吏不敢苛问。有司奉行不得其当，坊场求数倍之价，役钱取宽剩之积，而民始困踬不堪其生矣。今二圣鉴观前事，知其得失之实，既尽去保甲、青苗、均税至于役法，举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县奉承虽未即能尽，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爱我矣。
故臣于《民赋》之篇，备论其得失，俾后有考焉。
卷十六
○兵刑
自唐天宝后，历肃、代，藩镇不复制，以及五代之乱。太祖即位，罢藩镇权，择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余年，生民受赐。
每一诏下，虽拥重兵，临大众，莫不即时听命。
建隆二年，太祖谓宰臣曰“五代以来，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之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令诸州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覆视之。”
奏案自此始。
太祖尝读《虞书》，叹曰“尧舜时，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盖有意于措刑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
五代时，鼎、澧、辰、沅、邵阳五州之境，各有蛮猺保聚，依山阻江，殆十余万。马希范、周行逢时数出寇边，以至围迫辰、沅二州，杀掠民畜，岁岁不宁。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蛮情、习险厄、智勇可任者以镇抚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长七尺，武健多谋，在周行逢时屡以战斗立功，蛮党畏伏。太祖召至阙下，察知可用，以一路之事付之。再雄起蛮酋，除为辰州刺史，官其一子为殿直，赐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尽与一州租赋。再雄感激异恩，誓死报效。至州日，训练士兵，得三
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猱。又遣亲校二十八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来之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太祖大喜，再召至阙，面加奖谕。再雄伏地，流涕呜咽，不胜感恩。改辰州团练使。又以其门客王乃成为本州推官。再雄尽瘁边圉，故终太祖世无蛮貊之患，五州延袤数千里，不增一兵，不费帑庾，而边境妥安，由神机驾用一再雄而己。
淳化三年，太宗谓宰相曰“治国之道，在乎宽猛得中，宽则政令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