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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此期间有六年零三个月时间是由他一人独任门下省的长官。
唐代初年的尚书、门下、中书三省，有着极为明确的职能分工。所谓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国家政策性文件由拟定到审核通过再到付诸实施的规范流程。在三省当中，中书省的职能是按照皇帝的意见或者政事堂和议的决议草拟诏书；门下省的职能则是对中书省拟就的诏书进行审核，若无异议则副署通过，若有异议则将诏书发回重拟；而原本在三省当中权力最大地位最尊崇的尚书省的职能被死死限定在了“执行”两个字上。
实际上贞观时期的门下省职能远远比“封驳”二字要宽泛得多，笔者归纳了一下，门下省的主要职能可以列为以下三项：第一，对中书省所草拟诏书的审核、封驳及颁行；第二，对尚书省六部所奏事的审驳；第三，掌管皇帝御宝。
可以说，唐太宗贞观年间门下省的这三项主要职能，无一不与国家的终极权力息息相关。皇帝下发给朝廷六部的诏书要经过门下省的审核，由侍中在诏书上副署用印之后才能正式生效，也就是说，在魏徵独掌门下省大权的六年零三个月期间，只要他不同意诏书的内容，就可以拒绝副署，而没有他的副署用印，李世民的诏书就不过是一张不能生效的废纸罢了。如果门下省的官员在审核过程当中认为诏书内容不妥，可以在诏书上直接进行涂改，并将涂改完的诏书发回中书省，这个流程叫做“涂归”。
在贞观年之前，三省六部制度的核心是统管六部无所不总的尚书省，在贞观年之后，自裴炎担任宰相开始，中书省逐渐成为中央三省的核心。而在李世民当政期间，总揽文件上承下达并且掌握封驳审核大权的门下省才是大唐朝廷核心中的核心，门下省的地位实际上已经隐隐凌驾于尚书、中书两省之上，而门下省的长官，也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大唐帝国首相。
贞观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名臣辈出的年代，无论是号称“房谋杜断”的房玄龄和杜如晦，还是出将入相的一代战神李靖，又或者是与唐太宗总角相交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的长孙无忌，都堪称一代旷古绝今的名相。然而最终在史书上与李世民相伴而成为贞观之治君臣表率的，却是那个喋喋不休地规劝太宗直言犯上的“谏臣”魏徵。其实我们早应该想到，在这个奇怪的事实背后，真相绝非某某某是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有道明君如此简单。
魏徵的耿直也好，魏徵的“忠贞”也罢，其实都不是其以一个“谏臣”身份跻身千古名相行列的真正原因，在这个倔犟中透着几缕睿智的老夫子那坚固如钢的意志背后，实际上有着极为强势的制度性因素在发挥作用。自古谏官多如牛毛，敢于犯颜直谏批龙麟者亦不在少数，为何独独一个魏老夫子成就了其千秋令名？
第66章 附录三镜鉴千秋——唐太宗与魏徵（2）
恶意地猜想如下：贞观某年某月某日，太宗皇帝陛下与魏宰相发生了较大争执，皇帝龙颜大怒，拍案而起曰：“天下究竟是偶家的还是侬家的？这一回偶偏偏不听侬的！”魏宰相默然长揖、捋髯、转身、开步走……用一根草绳拴在腰间的门下省公章随着宰相大人的鸭子步悠然晃动，当真是说不尽的轻松，道不完的悠闲，一旁的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苦着一张老脸谏言道：“陛下不纳魏徵之言，其必不肯在敕书上签字画押盖公章摁手印，门下印鉴阙位，叫尚书省如何奉敕？”
皇帝陛下闻言，痴呆呆思忖半晌，如同泄了气的皮球般委顿在席上……
作茧自缚，作法自毙，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一代圣君胸中狂啸……
所以我们说，贞观年间的魏徵，绝不仅仅是个“谏臣”，其对政府乃至整个大唐天下的影响力远比同时代的另外几个着名宰相为大。李世民时期的宰相里，在影响力上唯一能够与魏徵相提并论的是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的长孙无忌，此人虽然在贞观年间基本赋闲，但在涉及国家根本大政乃至社稷承嗣这样的事情上的作用是魏徵远不能比的。尽管如此，魏徵仍然是贞观名臣榜上的第一人，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却颇为耐人寻味。
魏徵是一个出身世家的知识分子，其家世虽称不上十分显赫，却也绝不能算低贱。
魏徵一生四易其主，从“忠臣不事二主”角度而言，其作为儒门士人的忠贞和节操实际上并不堪论，也难怪他口口声声不愿做忠臣，实际上以他的履历而言，也根本做不成忠臣。
魏徵的学问一般，他不曾有脍炙人口的诗文传世，也不曾如长孙无忌般制定过一部《唐律疏议》，唯一勉强可以用来充数的就是一部由他主持编纂的《隋书》，篇幅大概可以列入二十四史当中最短的几部之内。作为一个文人，魏徵并没有超凡脱俗横溢飞流的才华。
魏徵的武绩平平，大唐立国平定天下的功劳簿上不曾有他的耀眼勋略。在开始追随李世民之前，他唯一可以拿出来提上一笔的不过是在武德初招降了李世积……
魏徵与唐太宗的私人交情平平，他们之间的那点“缘分”恰恰是在武德末年的储位之争当中，身为东宫僚属的魏徵极力劝说太子李建成先下手为强除掉秦王李世民……
魏徵的相貌也实在称不上令人心旷神怡，至少那位被后世传颂至今的圣明天子就曾经公开嘲笑过他那着名的山羊鼻子……
那么，魏徵究竟凭借什么打动了李世民，又是凭什么征服了后世如此多的士人呢？
其实，这个原因我们完全可以从隋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背景中找到。
封建社会，君主为四方之主，臣下为天下之仆。然而中国的士人可以做天下的仆从，却决不甘心做皇室的奴隶。治理天下使万民乐道，不仅仅是君主一个人的职责，同样是天下士人贤士的使命。天子与士人的关系，是主辅关系而非主奴关系。协助天子治理好国家，是古代士人当仁不让的职责。
魏徵正是这样一个秉持着“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理念的传统士人。生逢乱世，豪杰当对天下尽忠，而统治天下的君主，却是可以选择的。
魏徵从不以自己身为“三姓家奴”为耻，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那个时代的士人，实际上根本不屑于以此为耻。
在天下人的利益面前，君主有选择臣子的权利，臣子同样也有选择君主的权利。
魏徵，就是一个坚信自己有这种权利的传统士人。
隋末炀帝无道，天下板荡，魏徵以河北大族子弟的身份追随李密，从法理的角度是“从贼”。如果说他的父亲当年不肯出仕隋朝是对北齐皇室尽忠，那么魏徵在大业末年到贞观初年先后追随李密、窦建德、李建成、李世民等不同的君主，他又是在对谁尽忠呢？
玄武门之变后，秦王府的将士将魏徵绑缚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责问他：“你为什么要劝太子杀掉我，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魏徵毫不畏惧地回答他说：“如果前太子听从了我的劝说，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
于是李世民释然，不仅没有杀他，还留他在身边做了詹事主簿。
这个故事今天看起来有很多令人难于理解的地方，如果说李世民因此而认为魏徵是一个忠心事主的“忠臣”而留用他，那么魏徵的履历已经明明白白表明了他绝非一个“忠臣”，聪明绝顶的李世民为何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看不透？如果说李世民当时这么做是为了笼络朝臣安定人心，那么到了后来人心已经安定朝局已然稳固，他又为什么非要对如此一个毫无忠诚和节操可言的老夫子委以宰相重任？如果说魏徵真的对太子李建成的被害始终耿耿于怀，为何又在后来的十七年当中尽心竭力协助李世民励精图治铸造了垂范千秋的贞观之治？
笔者以为，魏徵劝说李建成杀害李世民，这件事实的背后，恐怕有着另外一层意义。
武德末年太子秦王兄弟争储，历时长达三年时间。在此时间段内，满朝文武或倾向于太子或倾向于秦王，而作为皇帝的李渊也在两个继承人之间摇摆不定。这件事情在连续几年的时间内成为了举国关注的重心。而天下大战方息，鼓励农耕恢复生产这样的国家大事却始终未能成为朝野注视的焦点。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对民生国计的影响应当是颇为严重的。事实上，就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前后的那段时间里，全国各地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灾害，而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唐朝廷为了处置这场大灾花费了将近两年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