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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诜认为虏众前来投降，真伪难分，立即奏请朝廷，并告诫种谔不可轻举妄动。
赵顼收到陆诜的奏文后，命转运使薛向会同陆诜向种谔查明受降的可靠性，然后看情况再确定一步的对策。
薛向与陆诜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召见种谔，询问受降的情况，种谔便将情况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
陆诜始终认为这件事有诈，反对种谔偷袭的决策。薛向却有意赞成种谔的动议。
经商定，将两种意见都写出来上奏朝廷。奏文由薛向主笔，派遣幕府张穆之进京上奏。
张穆之暗地得到种谔、薛向的授意，进京后，向赵顼陈述，说种谔的计策可行。
赵顼好大喜功，听了张穆之的一番奏对，便认为有机可乘，乐得兴兵略地。他怀疑陆诜不肯协力配合，从中掣肘，竟将陆诜调到秦凤，将收复绥州的任务交由薛向、种谔两个人负责。
种谔是个急性子，加之立功心切，不等朝廷的命令下来，便率兵潜入绥州，围住嵬名山的营帐。
嵬名山在毫不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遭到宋军的围攻，顿时手忙脚乱，亲信李文喜又将嵬夷山带进来，共同劝说嵬名山降宋。
嵬名山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只好举众出降，共计首领三百人，一万五千户百姓，兵万名。
种谔督兵在绥州筑城，加强守备。
夏人见宋军攻占了绥州，出兵前来争夺，被种谔发兵杀退，从而收复绥州。
绥州本是宋的国土，被西夏占领多年，种谔收复国土虽然不能说他有错，可是在时间的把握上似乎值得商榷。
如果是在谅祚侵犯宋境的时候乘机收复绥州，则宋军出师有名，然而，实际情况则是在谅祚谢罪之后，这样就授人以柄，有违约之嫌了。
种谔惹祸了。
陆诜以朝廷的命令还没有到，种谔便擅自兴兵为由，正准备派人去把种谔抓起来治罪，张穆之正好返回前线，宣布陆诜调任秦凤的决定。陆诜只得叹息而去。
夏主谅祚得知绥州失守，欲发兵攻打宋，部属李崇贵、韩道善两人进帐向他献策，说发兵与宋军硬碰硬，胜负难料，不如以智取。谅祚便问有何计策。
李崇贵说，以前，宋使杨定来夏，曾答应归还我沿边的熟户，我们曾送给他一大笔金银宝物，他得了我的馈赠，却没有遵守约定，反而任由种谔袭夺了绥州，实在是可恨。我们不如设一个局，诱杀杨定，乘势占领保安，作为根据地，这样，进可战，退可守，不愁不胜。
谅祚连夸好计，立即命令照计执行。
原来杨定曾出使夏国，见了谅祚，跪拜称臣。谅祚送给他大笔金银、宝剑一支、宝镜一具。杨定答应将沿边熟番归还西夏。杨定回来后，私吞了金银，只把剑和镜献给了朝廷，并且还说谅祚不足虑。
赵顼信以为真，提拔杨定为知保安军。
谅祚用计诱杨定，即遣韩道善赍书往请，约定会议。杨定不加考虑，竟冒冒失失地前去赴会，刚到会场，未见谅祚，李崇贵冲着他大喊大叫，说他收了西夏的重金却又违约。
杨定来不及回答，四周的伏兵已经冲上前，一阵乱刀，将杨定剁成肉泥。
夏军随即攻陷保安，大肆劫掠。
保安陷落的警报传到汴梁，赵顼不免有些后悔了。
正在这时，凤翔知府李师中奏本也到了，他将保安失陷的责任归咎于种谔，由于种谔率先挑起战祸，西夏才予以回击，没有种谔的擅自出兵，就不会有谅祚的计杀杨定，更不会有保安失陷的事情发生。
朝中大臣开会的时候，都附和李师中的意见，很多人建议杀种谔、放弃绥州。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75节：西夏向宋谢罪
2。西夏向宋谢罪
赵顼并没有采纳诛杀种谔、放弃绥州的建议，而是命陕西宣抚使郭逵移镇鄜州、延州，就近处理西边的战事。
郭逵用属吏赵卨的建议，向朝廷上了奏折，陈述他的处理意见，大概意思是，西夏杀了宋的军官，应该兴师问罪，现在不但没有征讨西夏，反而还要斩杀种谔、放弃绥州，大宋的国体何在？颜面何存？且嵬名山已经举族来归，如何处置归降的人口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他建议朝廷要保守绥州，借张兵势。在大理河川择地设堡，画地三十里，安置嵬名山归降的人众，这才是上策。
赵顼收到郭逵的奏折后，召开了几次专题会议，最终还是议而不决。于是下诏调前宰相韩琦判永兴军，管理陕西方面的事务。
韩琦临行前，说不应该取绥州，当他抵达陕西后，又向朝廷上了一本，称绥州不可以放弃。
枢密院驳韩琦前后言辞矛盾，下令叫他自己先弄明白了再上本。
韩琦再次上本，说他以前说绥州不该取，是就理论而言，现在说绥州不可弃，则是就时势而论。现在边境战祸既然已开，后悔、埋怨都没有用，只有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就势论势。保存绥州，厉兵秣马，与西夏对峙，令西夏不敢小觑大宋，这样才能够达到易战为和的目的，如果一味地示弱，将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今后的局势将更难收拾。
朝中的言官们，对于就势论势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更关心的似乎是追究种谔的责任。于是，赵顼下诏，将种谔撤职查办，贬谪到随州去了。
郭逵经过调查，得知谅祚诱杀杨定是李崇贵、韩道善主谋，便给谅祚发了一道檄文，向他索要李崇贵、韩道善。凑巧此时谅祚生病，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一个更令他震惊的消息传来了。这就是赵宋皇帝命韩琦判永兴军。韩琦可是一个狠角色，当年同范仲淹镇守边关，将宋的边关守得如同铁桶一般，令他的老子元昊吃尽了苦头。虽然那时候西夏国主不是他，但他对这段历史仍然是记忆犹新。
谅祚自知与韩琦、郭逵相抗占不到任何便宜，极不情愿地把李崇贵、韩道善抓起来，交给郭逵，算是向宋谢罪。
时过不久，谅祚病死，他的儿子秉常继位。秉常命薛宗道为使，赴汴梁向宋廷告丧。
赵顼召见了薛宗道，责问杀死宋将杨定一事，夏主是如何处理的。薛宗道回答说，李、韩二名主犯已经交给了陕西宣抚使郭逵，近日就会押送进京。
次日，果然有一队兵士押送着两辆槛车进了京城，槛车上关押的就是李、韩二人。
赵顼亲自审讯李、韩二犯，责问他们为何要挑起事端，计杀宋将杨定。
李崇贵便将杨定如何纳贿、如何失信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赵顼叹息地说：“照此说来，杨定纳贿卖地，罪不容诛，但你们可以向朝廷陈述，由朕将杨定明正典刑，你们却擅加诱杀，藐视上国，难道说无罪吗？”
李崇贵、韩道善叩首认罪。
赵顼赦了李崇贵、韩道善二人的死罪，追削杨定官爵，没收了杨定的家产。另派使臣刘航出使西夏，册封秉常为夏国王。
宋、夏的这场纠纷就此平息。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以西夏交出罪魁祸首，向宋廷谢罪而告终。
三怪人掀起的风暴
1。御前大争论
西边的警讯只是一个插曲，朝廷君臣的注意力更多地则是放在朝政事务上，说得更白一些，就是集中在王安石的身上。
王安石进京之后，圣眷甚隆，锋芒渐露，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宣传变法的思想。朝野上下，围绕着王安石这个人，围绕他的政治主张，展开了一场争论。
朝廷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这就是少年皇帝赵顼所面临的难题，为了使朝廷走出困境，赵顼把富国强兵视为国策，视为他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
王安石也敏锐地觉察到，新天子与仁宗、英宗不同，在他的身上，有一股锐气，有一股蓬勃向上的精神，同时还透出一股隐约可见的忧虑。经过上次的单独奏对，王安石基本摸清了这位少年天子的思想脉络：他对现实很不满，却又很无奈，他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却又苦无良策。新天子是一个充满希望、却又满怀心事的混合体。
王安石从赵顼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希望，他心中所想的，正是自己为官二十多年苦苦追求的那种东西。正因为如此，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在赵顼的面前大谈特谈朝政的积弊，大谈特谈他的理财理念。他说朝廷积重难返，就像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不下一剂猛药，不足以治好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