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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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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战士结队千里为江青采办美味黄河鳇鱼之举。进城后,论物质条件,与往昔相比,何如霄壤之别?在某些人那儿,则更有了排场、鲜花、欢呼。然而,陈琮英还是继续她的简单的生活。1950年后,陈琮英一边抚育她的子女,一边继续默默做她的那份工作,没有镁光灯,更没有前呼后拥。

    任弼时,一个品行高洁的革命者,以他的奋斗的一生,完美地诠释着革命和革命者的意义;他的夫人——陈琮英,则以自己的坚毅和朴实,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体现着她丈夫的美德,如今带着那个革命时代的所有光华,静悄悄地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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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 ①




    20世纪90年代后,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过去时代的某些“积极价值”,再配之以其他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颇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不小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对“鞍钢宪法”的新诠释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一


    谈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个“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从60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他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使“鞍钢宪法”声名远扬,但那几个最先发明“两参一改”的企业则早已被人们遗忘。今天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又何尝知道,在他们的书斋,生命力持久的“两参一改”,当年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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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总第58期《评论》(第2辑)转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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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的济南小厂——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来的。当时该厂还有另外一项创造——由老工人王学锐制成的小麦脱皮机的经验,与“两参一改”合称为“两项经验”。

    由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产生的“两参一改”,原先主要是一个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成记面粉厂原有干部、职工共138人,开展“两参一改”后,取消了所有脱产干部,全厂干部职工人数也被精简为119人。该厂的“两参一改”具有十分质朴的特色,干部参加生产仅是做生产辅助性劳动,干部下车间劳动主要是顶替那些请病事假的工人。此举仅是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被上升到“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高层次,更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经验不久将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模式。

    成记面粉厂的“两参一改”被推出后,很快,陕西庆华工具厂的“两参一改”经验也问世了。与只有百余人的济南成记面粉厂不同,庆华工具厂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至1958年,仍有苏联专家在该厂工作。庆华工具厂推出的“两参一改”不再是成记面粉厂的干部顶班劳动一类低层次的“生产中心主义”,而是破除了在产品质量上的“右倾”观点,大胆地向苏联专家确立的工艺流程开刀,从而焕发出“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时代精神,与“大跃进”的主旋律完全结合了起来。

    陕西庆华工具厂对“两参一改”的充实和发展,使得这个先进经验日趋成熟。到了1958年12月,“两参一改”已正式上升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更高层次,首先贯彻这项经验的是重庆长江电工厂。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重庆长江电工厂就开始推行“两参一改”,至11月,厂党委根据鸣放出的30700多条建议和意见,制订了“彻底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案”。其主旨是全面落实干部参加生产的措施,将原先占全厂职工总数8%的干部下降到3%。

    从济南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小厂孕育出的“两参一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事实证明,它是时代理念强力引导和催生的产物。1958年,毛泽东号召政治挂帅、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同年,在他的推动下,全国各大中企业全部废弃一长制,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管理方面,则是大破苏联专家确定的生产工艺流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个“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成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正因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具有如此鲜明的毛泽东的个性色彩,苏联方面立即表现出不快和排斥。

    苏联专家对“大跃进”期间工人技术革新的价值极表怀疑,陕西某厂工人在短期间提出几十万条合理化建议,苏联专家无动于衷,甚至“捂起耳朵直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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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大多是为提而提,流于形式。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工人自行检验产品可以保证产品质量,他们对中国报纸上宣传的“提高工效几万倍”更是嗤之以鼻。

    苏联专家和在华的苏联人对中国方面赋予“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巨大意义也很不相信,他们根本不认为此举有助于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针对苏联专家的怀疑与指责,有关部门进行了检讨,得出的结论是:专家的思想偏差和中国同志“对专家的政治工作没有政治挂帅有关系”。饶有意味的是,“大跃进”时期,在鞍钢的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不多,难道鞍钢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置身于外?



     二


    在50—60年代初的中国大型企业中,鞍钢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大庆油田以后取代了鞍钢的地位),堪称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龙头老大。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派出数百名苏联专家随秘密访苏的刘少奇抵达东北,其中大部分的苏联专家被安排在鞍钢。

    “一五”期间,是鞍钢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共中央出于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安排,把钢铁等重工业列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位置。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鞍钢系统地引进了苏式工业管理模式,成为新中国的钢铁生产基地。

    苏式工业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实行一长制,鞍钢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了一长制的经验,并相应建立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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