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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①
一、地方档案可资利用
如何看待建国后的档案。档案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宝贵和重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档案开放的步伐十分缓慢。1987年9月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法》规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开放1949年以后的3类档案：清代档案，民国档案和中共档案。同时规定，1949年以后的档案从形成之日起，满30年分期分批开放。所谓“形成之日”，即省以上档案保留20年，移送档案馆；省以下机关档案保留10年，移送档案馆。档案被编成卷宗，移送档案馆之日谓之为〃形成之日〃。
1990年10月，中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方法》，对开放档案的步骤、方法做了说明，指出：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档案，可以分期开放或控制使用。1991年中国国家档案局更进一步对开放档案的种类作出明确的规定，凡涉及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以及“其他到期予以开放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档案，其向社会开放的时间可以延长到形成之日起满50年，满50年开放仍然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还可继续延期开放”。
这些都是有关查阅档案方面的一些具体的限制。
由此可知，虽然档案法》颁布已十多年，但建国后中央级的档案的查阅仍有非常多的限制。相比之下，省以下地方档案馆的查阅限制较少。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地方档案，写出了很有分量的历史论著。我的研究生也利用地方档案，完成他们的博士和硕士论文。
80年代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历史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但种类、数量皆不多。《党的文献》杂志虽经常刊登一些档案，但发表的起因多为配合党和国家一些重要的政治举措，例如：强调科技对“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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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许纪霖、刘擎主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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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就配合发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的相关论述，该杂志所刊档案的编辑指导色彩较为浓厚，当然，能发表一点，总是比秘而不宣，藏之密阁好。
显而易见，原始档案对于研究者是极为重要的，但对其也应具体分析，不应盲目。
1。 因为1949年后的档案的背景极为特殊，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极大的影响。
例如：许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自自愿。《顾准自述》一书是根据类似于档案的原始文件而编辑出版的，均为顾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全为自诬之词。该书虽包含不少事实部分，但需认真剥离。
2。 因某种特殊原因，有些重要活动、重要事件并无档案记载。
例如：5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60年代初、中期，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会，有些甚至无记录。其原因是：他对记录一事持高度警惕，防范有人在其身后搞所谓赫鲁晓夫似的“黑报告”。
3。 还有其它一些情况。
所以，应该重视档案，同时也应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陈伯达晚年讲过一句话：如果档案一切皆可信，那还需要历史学干什么？此话是正确的。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一段话，对如何鉴别、运用档案也是有用的。这就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正确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二、应高度重视苏联解秘档案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秘前苏联档案。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前往莫斯科，与俄方接洽，购买这些珍贵的史料。北京的历史研究者沈志华先生投入大量财力，购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档案，并组织翻译，已全部译成中文。这些档案中的苏联史部分几经周折，终于在最近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全套书共34卷凡36本，将大大改变我们以往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80年历史的认识。
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苏联解秘档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尚不具备公开出版的条件。沈志华先生已将其中的一部分，分别赠送给国内的少数研究者。这批档案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1）苏联是20世纪对中国、对中共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中苏两党、两国的交往覆盖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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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苏联解秘档案中的中苏关系部分，较多反映两党两国的上层来往，也兼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2）这些档案都是原件。（3）在中国方面没有全面开放档案的条件下，苏联解秘档案的公布将对认识1949年后的中国、中苏关系有重要帮助。（4）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单一化的对历史的叙述，以致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说，若干年后，长期流行的那种叙述将会被彻底改写。
沈志华先生利用苏联解秘档案和其他资料，纂写了两部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在香港出版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沈也在国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他最近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对研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我有机会读了一批苏联解秘档案，时间跨度为“二战”胜利至 70年代。这批档案涉及面很广，反映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这还仅是解秘档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这些档案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
当然，当代中国史并不就是中苏关系史，苏联解密档案主要涉及中苏领导的上层交往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以及50年代的中苏经济联系。有关中国内部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待中国学者对中国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我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泽东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型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使用领导人文献集、年谱应注意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专题文集以及年谱等文献资料。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叶剑英文选》、《习仲勋文选》、《张闻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陆定一文集》、《李维汉选集》、《万里文集》、《陶铸文集》、《董必武文集》、《邓颖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乔木文集》、《邓力群文集》等等。
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基本资料和基本线索，但它们也有局限，即相关研究不能仅凭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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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政治人物，一般都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的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说过，他曾违心的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国内有些学者主要依据毛泽东的文集，用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研究1949年后的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30年，将30年的复杂性全部消解，使之平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