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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欢迎的行列中。从此，他开始适应新时代，投入了认真的政治 学习之中。《写于文代会开会前》是他诗意的表态，也是他内心的独白： “我个人，一个大会的参加者，这时感到一种深切的责任感：此后写出来的 每一个字都要对整个的新社会负责，有如每一块砖瓦都要对整个的建筑负责。这 时认明一种严肃性：在广大的人民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识分子狭窄的习性。这时 听到一个响亮的呼声，‘人民的需要！ ’如果需要的是水，我们就把自已当做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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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滴，投入水里；如果需要的是火，就把自己当做一片木屑，投入火里/ （《批 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401页）
不能简单地断定他们当年的检讨就是没有诚意的，包括朱、费他们在 内，还有冯友兰、贺麟、钱端升等大批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纷纷检讨。不 能光用政治或精神压力来解释，其中确实也有他们真诚地自我反省的一 面，认为自己过去一无是处，在暴力革命大功告成、改天换地之时，读书 人有这样的念头也不是特别奇怪。虽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并不相同，潜藏 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种细微的复杂性也往往很难洞察。从朱光潜的“自 我检讨”中，我们就可以读出其中的虔诚，他表示自己以往处在国民党的 蒙蔽宣传之中，对共产党的认识极端模糊隐约，直到北京解放，才开始了 解共产党：
“首先使我感动的是共产党干部的刻苦耐劳，认真做事的作风，谦虚谨 慎的态度，真正要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以及迎头克服困难那种大无畏的精 神。我才恍然大悟从前所听到的共产党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国民党的作风 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有因 循敷衍，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及种种假公济私卖国便己的罪行。任何人 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总 是希望之后继以失望，现在我们才算走上大路，得到生机。这是我最感觉兴 奋的景象。
其次，我跟着同事同学们学习，开始读到一些共产党的书籍，像《共 产党宣言》、《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著作之类。 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
从对于共产党的新了解来检讨我自己，我的基本的毛病倒不在我过去 是一个国民党员，而在我的过去教育把我养成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一个脱 离现实的见解褊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我愿意继续努力学习，努力纠 正我的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使我在新社会中不至成为一个完全无用
的人。”（陆耀东：《冯至传》229 — 2如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从沈从文的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经过无比痛苦的蜕变之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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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诚心诚意地向“改造”之路迈进了。1949年9月20日，他的精神危 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他写信给张兆和：“我曾十分严格的自我检讨分析，有 进有退，终难把自己忘掉，尤其是不能把自己意见或成见忘掉。” “大家说 向‘人民靠拢’，从表面上看，我似乎是唯一游离分子，事实上倒像是唯 一在从人很深刻的取得教育，也即从‘不同’点上深深理解了人的不同和 相似。可是我已明白当前不是自己要做英雄或糊涂汉时代。我乐意学一学 群，明白群在如何变，如何改造自己，也如何改造社会”。（《朱光潜全集》第
9 卷 537 — 538 页）
如果说此时沈从文所说的“改造”还有些抽象、模糊的话，那么他20 世纪50年代初到四川参加土改时的家书中就写得明明白白了。1951年10 月25日出发前他曾这样写：“并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 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 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
情”。（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ie3 一 l6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I〃6年版）
11月8日，他信中说要真正做“一 个毛泽东小学生”，“因为国家实 在太伟大了，人民在解放后表现 出的潜力，无一处不可以见出。共 产党在为人民作事工作上，也实 在是无所不至……三，要努力工 作，你定要努力拼命工作，更重要 还是要改造，你还要改造，把一切 力量用出来，才对得起国家！ ”
（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I67页）
“检讨”、“改造”成为一个时 代的主题词不是偶然的，一方面 检讨风气的形成是必然的，这是 “延安整风”的历史延续与放大；
另一方面，许多已然作出历史选 择的知识分子急于脱胎换骨，表
沈从文像
沈从文留茌北大，等待变化，他以后谈到这一选择时 说更多的是为了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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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迹，也是检讨之风弥漫的一个重要或者更为根本的原因。自古以来， 中国文人都有效忠朝廷的习惯，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也没有什么变化。追寻 他们内心的轨迹，在天下定于一之后、在开国气象中，这样做的人总是多 数。宋云彬日记有过许多真实的流露，他对“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同 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就很不满。1949年5月12日晚上，他和叶 圣陶对酌时表示，“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 反感。将来当撰一文，专谈知识分子，择一适当刊物发表。”（沈从文张兆 和：《从文家书》172页）几天后（5月15日），他从天津参加开明书店分店的 开张仪式回北平时，在火车上吟成《自嘲》诗一首，其中就有“避席畏闻
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之句。（宋云彬：《红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
中国三十年》12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话虽如此，9月1日他在送
儿子宋剑行去东北前夕，仍是“切嘱今后当多看新出版书报，庶几思想日
有进步，认i只不致错误。”（宋云彬：《红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
年》笫页）包括对一同北上的老朋友傅彬然，他几次表示“不快”，甚至 有过“吵嘴”，叶圣陶认为“彬然认为中共人士凡事皆无错误，亦一偏见”。
（宋云彬：《红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丨訂页）宋云彬6月4曰
的日记中说，叶圣陶和他都有“南返”之意，“彬然则意兴正浓也。”（宋云
彬：《红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丨22页）
重要的是天下已定，“主”、“客”之位已分，叶圣陶他们一行从香港 北上，烟台登岸，一路上受到盛情款待。叶圣陶日记中就几次流露出了 “主 人”招待如此周到，让他这个“客人”深感不安，大有诚惶诚恐之意。这 固然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选择的结果，也与当时整个国际上红潮滚滚的大 背景分不开的。
像张申府、梁漱溟那样，在1948年末、1949年初胜负将分之时还在 呼吁什么“和平”，就书生气太足了，用现在的白话说就是“不懂政治”。 以后，张申府被胡愈之批评以“革命先进”自居，梁漱溟被批评站在国民 党一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缘由。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现实环境都没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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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墨”之间的另一种选择准备条件。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自称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一 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但他在抗战结束后参 与发起民主建国会，目的是要在国、共之外再造“第三种势力”。他主张 的是“不右倾，不左袒”，并不是一边倒，这一点在他执笔的《平民》发 刊词中可以看出，在他的《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中也可以看 出。他说：“中国的平民，向来不爱过问政治，认为政治只是那些大人先 生们争权夺利的把戏。但是大人先生的争权夺利，无论是和平榨取，和平 分赃，或是暴力抢夺，军事斗争，结果被牺牲的总是多数平民。当前的内 战，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因此他提出：“我们愿以纯洁的平民的协力，不 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宋云彬：《红
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130 —131页）
他的转向可以1948年1月1日在《华商报》发表的《乾纲重振》为 标志，当然这也是国民党“风霜刀剑严相逼”的结果。在蒋介石宣布中国 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之后，各民主党派的活动空间实际上消失了，章乃器 出走香港。6月4日，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