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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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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锐志、尹维峻姐妹
尹氏姐妹完全是秋瑾直接培养出来的。尹维峻9岁就参加了光复会， 恐怕是年龄最小的会员。秋瑾把她们姐妹从嵊县带到明道女学，也把她们 带入了革命之路。
秋瑾在上海成立“锐峻学社”做为联络机关，尹维峻还为《中国女报》 做发行工作。秋瑾牺牲后，她们也遭到通缉，被迫亡命上海，学会了造炸 弹。1909年，两姐妹带人进京企图炸毙清廷要人，策动起义。因人地生疏， 没有机会动手，那时侯她们都不过是十几岁的小女孩。
1910年，陶成章在上海设立第二个“锐峻学社”作为光复会后期的 总机关。在辛亥革命前夕，两姐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策反和起义准备工 作。李燮和组织光复军就得到了她们的支持，对上海独立作出了不可抹杀 的贡献。
上海光复后，尹维峻组织一支援杭敢死队，17岁的她左手拿手枪，右 手拿炸弹，站在敢死队前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活捉了巡抚，对杭州独立起 到决定性的作用。她任队长的敢死队对攻克南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雨花 台就是她的敢死队占领的。
她们不愧是秋瑾的好学生，光复会的女中豪杰（尹维峻23岁就被北 洋军阀派人杀害）。孙中山任命她们姐妹为临时大总统府顾问，这恐怕是 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顾问吧。
光复会群雄和孙中山相比有更多的民族思想，即“光复汉族”，但 他们“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言是何等的豪迈！近百年过去了，我 常常有今不如昔的感慨。
回首百年，在为光复会群雄感到内心震撼的同时，我也思索着为什么 明末清初、清末民初在浙江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如此一批仁人志士，这是 偶然的吗？答案只能在它深厚的人文传统中去寻找。远的如勾践雪耻白 强，终于兴国的教训，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以来，浙江人才辈出，成为人 文荟萃之邦，出现了无数光耀史册的人物，于谦、黄宗羲、朱舜水、张煌 言都是浙江贡献给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致力学问，又以身许 国，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功成身退：光复会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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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章太炎、蔡元培的身上，从鲁迅、竺可桢的 身上，我们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他们的学问人格永远具有道义感召力。 正是这一代代相传、薪火不绝的人文传统给了这块土地以特殊的养分，使 它在异族统治300年后还能出现光复会群雄。他们大多数人本来都是一介 书生，为了结束腐败、专制、黑暗的清王朝，毅然投身于要杀头灭族的革 命事业，把自己的青春、自由甚至生命献了出来。
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就是那些曾经支撑过黄宗羲、张煌言的 力量，这个人文传统一脉相承，赋予了这片土地无可比拟的精神力量。也 只有浙江才能产生鲁迅这样的人物，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们现在还远远不 够。透过岁月的尘沙，我仿佛依稀看见了那些被世俗的喧闹淹没的面容； 听到了他们慷慨的声音，清末民初浙江光复会的群像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 起来，他们在历史中向我们走近。
历史深处的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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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为国民争人格”
蔡锷以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名垂史册，不幸却英 年早逝。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恩师梁启超先生沉痛地说 他之反袁是“为国民争人格”。
1915年12月，蔡锷在护国寺召集旧部，慷慨致辞： “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 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 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他留下的遗嘱中也有“以争 国民人格”之语。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出发点，所以护国 战争胜利后，他以‘‘再造民国第一人”辞去一切职位，毅 然放弃权力。
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
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前往长沙，出任著名的湖南时 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5岁的少年蔡锷步行350华里，从 邵阳来到长沙，成为他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天 资聪慧、学习勤奋的蔡锷那时就立志“当学万人敌，不应 于毛锥中讨生活”，透露了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 想法。对于这位小有大志的学生，梁启超也甚为器重。从
脊锷：『为国民爭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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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a會
察锷像
只有他拿着枪用行动表达了 如此坚定的、带有入气的话 ——“为国民争人格”。
此，他们终生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
1899年，蔡锷东渡日本，在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 校学习，被誉为士官“四杰”之首。1904年，他学成回 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督练 新军6年。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但他和黄兴一直保持着 很深的友谊，对共和的信念也是坚定的。武昌城头一声 枪响，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在昆明响应，30岁就成为威 震一方的云南都督。
就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而言，他对袁素来并无恶 感，甚至有很深的渊源。据梁启超说，戊戌政变之后，蔡 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 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才得以到日本读书。梁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那么少年蔡 锷东渡日本曾得到过袁的慷慨资助。如果不是袁背叛民 国，焊然称帝，以蔡锷之稳健、仁义，他是断然不会反 袁的。
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致黎元洪电中称袁“闳 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 宜退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 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
臣也。。。。。。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
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蔡松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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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 廷”（1912年1月20日电），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也对 袁隐约表示了不满。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 指责袁企图通过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 体，认为“袁之狡谋”是“懈我军心”，鲜明地指出民国 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 值”。并提出“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 期共戮力中原。”他迅速组成了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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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直呼“袁贼” “甘冒不韪”，极力主张北伐，并派兵从贵州进入湖南。
南北和议成功，清廷退位，蔡锷认为共和告成，多次发表通电，坚决 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3月25日，他电贺袁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 “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
伟人，中外钦仰。”
前后不过几个月，他对袁世凯的看法竟有这么大的曲折变化，可见他 支持袁完全是建立在袁能与清廷决裂、共建共和的基础上的。袁拥护共 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 中中央权力。加强国权、抵御外患是他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旦发现袁另有图谋，他就会挺身反对。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 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由法庭解决，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 “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 安。”内战迫在眉睫之际，黄兴曾派密使请他出兵讨袁，手书“寄字远从 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 一联相赠。他不仅致电黄兴、李烈钧、陈炯明 等极力劝阻，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如果大总统有谋 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 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 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等到袁世凯称帝，他在《讨袁檄文》里 把暗杀宋教仁定为袁的第七大罪）。他和浙江、四川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 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力劝动兵。他还联合四川、贵州、广西都督发表 通电，反对战争，说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民国。
蔡锷的态度往往让人不解，其实，他的态度很明确，他只忠于民国， 而不管是谁当政，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动用武力挑战共和原则。
“二次革命”终于爆发，虽然蔡锷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 事看作“同室操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