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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把“翼王剑”，是当年石达开亲自赐予他的！他，老瘦狗，居然是我父亲的父亲！
那年，石达开的队伍路过涞滩码头，也是春天。老瘦狗，那时还是小瘦狗，是临时征召的船工，不满十七岁！划船送太平军队伍过涞滩码头，他忙乎了十天半月！
也许，看到红军涞滩码头涉水而过，他想，肯定是石达开那支包着黄布套头流浪的队伍回来了，终究，还是要来把他收了去。
当年，他拒绝了石达开愤怒的要求，跟随他们的队伍，过河之后，沿着山峦河流密林深处寻找道路，继续向西。
这个颇类似
神话的传说故事，很优美，很凄美。关于石达开与红军的情节连续，很有象征意义。但档案没有记载，当然不足信。查了所有红军长征路线图，都没有乌溪小镇和涞滩码头的标志。我创作油画《国色Ⅰ号》系列，也没有采用。涞滩码头月色下，如豆如雁悄然涉水而过的红军队伍啊，在这片山水间曾影影绰绰寻找生路的精神意象，终令我神往！我曾请教过研究这一带历史军史的朋友，听了老人的故事，他睁亮了眼睛，大声说：
“说不定，表面看来越荒唐，才很有可能是最真实的东西！你想，红军当时，根本就没有既定的行军路线。还有，这片山水，码头也多，滩头也多，不可能每一座码头，每一个滩头，都画在红军长征路线图上，还有，几乎所有长征路线图，都是后来靠回忆记载，由研究军史的专家们画出来的。再说，既然是回忆，就可能有误。既然是记载，就可能有遗漏。”
哦，我知道，红军长征的真实历史，不是一张简单的路线图。包括，当然，以下情节不能简单类比。老瘦狗当年没有跟随石达开的队伍远征，究竟是不是当时的他，十六七岁的山中小伙子，觉得第二天上午，于旌旗猎猎、刀剑森森、高度警戒的涞滩码头，缠缠绵绵地乘在他船上渡河的那群翼王石达开的王娘妻妾，皆太多太漂亮，如肃穆的美神，其中，仅有一窈窕淑女，面若桃花，正发着高烧，居然飘了孔雀蓝丝裙，露出生白的大腿和手臂，嘻嘻哈哈地玩弄清澈的河水。他是翼王或翼王的部下，抢走了涞滩上游山坳人家某一大户的女儿？而他那时还是光棍汉。羡慕、嫉妒，或者他已经嗅到了这支队伍悲剧命运的先兆，我们不得而知。唉！也许，他想，军中有这样健壮多情，像皂荚花玉兰花一样素净绚烂的淑妇美女跟随，是幸还是不幸呢？何况，那时，从他船上渡过涞滩码头的翼王的部队，是一支目的不明的流浪的队伍！
这不是
神话传说。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那位替石达开队伍划船的小伙子，老瘦狗，我父亲小瘦狗的父亲，真实的身世和命运。真是神话啊！家谱记载，多情的老瘦狗，成了一代药王，接近七十岁，还得了我的父亲。只不过发生的地点，虽然是涞滩码头，毕竟不是吊脚楼，而是码头上面的卧佛寺庙。那时还不是药王的小瘦狗，石达开过涞滩码头的临时船工，一脸阳光而精明。乘在他船上的那位长发飘飘，穿着孔雀蓝丝裙的姑娘，正是石达开死在我们这一带最漂亮的小妾佘三娘，而且，佘三娘和小船工瘦狗之间，曾发生了那么美丽神奇的一段类似于战地黄花的爱情。这个故事，给我们家族男人们的生命，平添了几分凄美浪漫的色彩。
几十年后，红军来了。当年石达开的小船工，变成老瘦狗。而老瘦狗的去世，并不是如流传所说，是红军过涞滩码头，把他吓死的。而是，至少老瘦狗那么认为，是石达开带佘三娘回来把他收了去。那时，老瘦狗的老家，深山中药世家刘家祠堂的衰落，完全是因为遭土匪抢劫。那把“翼王剑”和老人手腕上墨绿的手镯，后来，传到我父亲小瘦狗刘正坤手上。以至于后来，“翼王剑”经历了反复曲折的旅行，也许从我喜爱的姑娘娜木措手上，致命地插进我的心上，我的怀中。而墨绿手镯，居然会戴在小红军女护士田翠花和我的痴心爱人，瑁黧和佳苇的手上！竟然，使得我和我父亲的情感生活，都变得那样荡气回肠！唉，新老瘦狗的命运，代代相传。我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很好地延续这种命运，或者，摆脱这种命运！
我们能不能因此否认红军曾路过涞滩码头呢？显然不能。乌溪小镇的老人们，亲眼见过红军的，大多已经作古。留下的一些传说，只能凭记忆口口相传。乌溪小镇街道的木板墙上，现在，除了偶尔可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那是鹰钩鼻子男画家和卷发女画家，“文革”中后期来到乌溪小镇创造的杰作，似乎没有红军留下的直接标语。城里博物馆陈列的那些标语，我见过，生气勃勃，也火药味十足，大都写得……从书法的角度看，很专业。我有点怀疑那是来自后人，且都是不错的书法家的手笔。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堪称，不说一流，起码入流。真实的情况是，红军路过涞滩码头，是来不及为我们后人创造精美文物的。他们刚在云南贵州境内，很艰难地打了几场恶仗。而且，在围追堵截的险恶战争环境中，这支队伍以跑得快、跑得灵、跑得巧著称。他们身披战火硝烟而来，路过涞滩码头，都很疲惫。据老人们说，初来乍到万年台歇马场，他们不少人没来得及卸下身上沉重的枪弹背包，取了廖佐煌家房梁上用来做种的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就啃，全不顾玉米棒子上还挂着的蛛网和布满的烟尘。这个细节也许有些可信。那时，正当年少就入了袍哥的地主恶霸绿林好汉廖佐煌，虽然是这一带响当当的舵爷，手上已有百十剽悍弟兄，已被当时的官军收编，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某军少校营长，且已得到上峰指令，对红军“开路送客”。但是，红军首长把他家的底细摸得很透。红军的死对头是
国民党官军。何况廖佐煌当时仅是杂牌军都算不上的当地豪强绿林，按红军政策，属于争取对象。当时，红军和廖佐煌不知道做了一笔什么交易，双方摆得很平，都同意将万年台廖家大院作为红军总部临时指挥所。所以，朱德，或刘伯承，才可能在那里阅兵台下的洋槐树上拴战马。所以，我们才可能……今天还可以在万年台的青松林里，找到拴马桩和悬崖石壁上红军刻写的标语。如果真是这样，吃几根生玉米棒子，照红军看来，虽然违犯了纪律，刚来时发生这种事情，也可以理解。说不定红军还送了廖佐煌几条他们从云南缴来的宣威火腿哩！镇上某些死去的老人，真的见过那时的红军首长。那时的红军首长，都很年轻。他们在万年台廖家大院堂屋里围着八仙桌开会讨论进军路线，吵吵嚷嚷，一屋子呛人的叶子烟味，且大都紧锁眉头，争论不休。这个我也有点相信。他们那时的行程，几乎每一步都是往绝路上闯。他们的工作，就是带领队伍在险山恶水中穿行，躲避天上的飞机和地上的枪炮，绝处逢生。那么难的事情，要他们去决定、去实施，不狠狠抽烟行么？由此我想到了我的父亲刘正坤。虽然，他伤得那么重那么深，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叫身边的护士，往他干瘪的嘴唇上贴了一片辛辣的叶烟。想到这些，我心里很沉。他们那一代人的尊贵与光荣，来得真不容易。他们征战岁月的每分每秒，都可以拧得出浸入骨髓的辛辣和血腥。
哦，现在该说说我父亲，怎样从涞滩码头走上革命道路的了。档案没有记载。他的档案，虽然不厚，不珍贵，还在几次辗转单位的过程中，被粗心的负责人，或管理员给弄掉了。“文革”时，为了证明他，大概是过草地后，南下还是北上生死攸关的焦点论争中，不是叛徒，不是逃跑。他拖着残破的身躯，果断地去找了当时身居要职的某某伟作证。当然，那时曾经南下的，有比他大得多的人物。他们都身居要职。而且他那一次执拗地想跑回雪山草地去，不知是为了寻找什么人。显然，他逃跑的动机，根本就和南下北上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无关！“叛徒”的罪名，也根本落不到他的头上。而他自己从此也不再关心此事。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芸芸众生，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也各忙着国家、军队和自己的事情，历史书不可能把他们的所有业绩统统记载。还是从小镇流传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到这个迷雾一样的个人事件，真实的蛛丝马迹。柳如风和我的父亲，是什么关系呢？我姓柳，而我的父亲，为什么不姓柳，而姓刘？要不，如果祖母，或者母亲姓柳，那么，柳如风就应该是我的舅公，但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