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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当时还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只是在生产队场院里看公社来放映的黑白片电影《小兵张嘎》的时候，见张嘎子开枪打鬼子，我心里想：张嘎子才是英雄呢。那么我这个英雄是怎样当上的呢？
我的父亲是村里小学的校长。我们村叫七家村，其实很早以前叫鬼火村，只是解放后，镇政府说“鬼火村”这个名字有封建迷信的嫌疑，再说，也怪难听的，就改叫了七家村。最早的鬼火村只有七户人家，其中一家大户是地主。其余六家都是给这家大户打长工的庄户人。许是东北大平原的黑土地土壤肥沃、辽阔无边的缘故，后来这里的人口逐渐增多，解放后，村子已经发展到了二百多户人家，在我们这片儿，算是个大村了。对于鬼火村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名字的来历，我也是后来听人说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叫，我也是渐渐才明白的。不过，年龄大一些的人，还喜欢称村子叫鬼火村。我们这村离县城16华里，也就是8公里。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养育了我们兄弟四个。我排行老二。全家人住的是一间小土房，小土房里有一铺小土炕，家里六口人都挤在小炕上，后来我们一天天的长大，父亲就把小炕的对面那片可怜的空地儿又搭了一铺小炕，把我们哥四个都安排到了新炕上去住。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看着自己花了二十几万买的两居室宽敞明亮的楼房，心里就特别的珍惜现在的生活。尤其是乡下亲属来我家里做客，听说我管装潢楼房就花了3万多元钱，就“啧啧”的叹息说：“别说你买楼花多少钱了，就是你装潢的钱就够俺家盖一间象样的大瓦房了。”我听后，只是笑笑，没有说什么，他们哪里知道我和妻子每个月都在还银行的贷款，其实我们也不是很富有。
六姐是全村公认的美人。在我那个年龄，那个时代衡量美女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看年画上的大美人，六姐的模样就像年画里走下来的大美人一样，标志着呢。六姐名叫郝云清。村支书郝大志有六个女儿，郝云清是他最小的一个女儿。郝支书总想要一个儿子，但是上天赐予他的都是女儿。郝支书和我的父亲是好朋友，两个朋友在一起闲谈的时候，郝支书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一句话：兄弟，还是你有“福”啊，我六个丫头片子，你四个顶梁柱啊！父亲回答说：你那六大“千斤”可是六朵“金花”呀！
郝支书虽然喜欢小子，但是他从不轻视自己的六个女儿，对她们疼爱有加。尤其对最漂亮的小女儿云清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在1978年乡村炎热的夏天里，你会看到一个穿着鲜艳夺目的花裙子的皮肤白净、有一双黑黑大眼睛的小女孩在菜园子里翩翩起舞吗？真的会么？会的，我看到过，这个女孩就是十六岁的郝云清。当时她比我大五岁。所以我叫她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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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六姐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十一岁。
对了，忘记交代一点了，六姐的母亲吴大夫是大队里“赤脚医生”。我小的时候身体很瘦小，多病，就是喜欢在深夜里绻着双腿在冰冷的被窝儿内拼了小命儿的咳嗽。父亲在我高烧的时候，就去找吴大夫给我打针。我是很怕打针的，每次打针都是父亲和母亲一起上手把我按得死死的，就向按住一只小小的、当然是很瘦的病猫一样。记得有一次，父亲没在家，我挣脱了母亲的双手，举起木板凳就向吴大夫砸去，好在吴大夫躲闪的快，没有造成伤害。却把吴大夫给打乐了，说：小子！你等着，我去叫你郝大伯去，看他怎么收拾你！郝大伯进门就说，你小子还挺有种啊，长大了给我当养老“姑爷”吧！你婶子要是成了你丈母娘，看你还敢不敢打？我羞臊得脸都紫了。那个时候，在我内心深处，说媳妇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呢。
第二天的中午，父亲从公社开会回来，听母亲介绍了我的壮举后，就说，这小子长大了真要娶上六丫当媳妇，还是件美事呢。知道么？六丫从城里读完初中回来了。郝支书到公社找教育助理老古了，想让六丫到咱们小学里代课呢。母亲说，她的岁数是不是小了些呢？父亲说六丫聪早就听妈妈讲，郝支书的前四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五丫也许了婆家，就等今年秋天迎娶了。六丫从小就住在城里的外婆家里，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她。一种很强烈的自卑心理充满了我的心间，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很傻很土的农村野孩子！我只去过城里几次，都是父亲用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驮我去的，去看在县医院当会计的爷爷。我见过城里的、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都穿着没有带补丁的衣服，个个小胖脸儿白白的，手里好象都拿着冰棍儿在尽情的品尝……我咽着吐沫想，我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穿没有戴补丁的衣服；才会吃到甜甜的冰棍儿……（注：那时家里没有冰箱，母亲就在冬日里用铁茶缸子盛满凉水，放上几粒儿糖精，送到窗外的台子上去冻。这就是我所说的冰棍儿）
六姐也一定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一脸骄傲！
父亲过来摸摸我脑门说，还是挺热，你自己去郝大夫家打一针吧。
我一下子向后退了好几步，我说不去，就不去！
父亲的脸色一下子严肃起来，我知道父亲的脾气，接下来我的屁股就要挨巴掌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外跑。
夏日午后的阳光就象一团团看不见的棉被，紧紧的包裹着我，让我透不过气来。我顺着土墙根儿懒散地往前溜达，头脑里满是六姐的形象：像郝大伯一样高高的、脸色黑黑的？像吴大夫一样白白的、大眼睛么？还是胖胖的、矮矮的象个小冬瓜？想到冬瓜，我独自“扑哧扑哧”笑出了声，假如我们学校来了“冬瓜”当老师，那才不叫人笑死呢？
早就听妈妈讲，郝支书的前四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五丫也许了婆家，就等今年秋天迎娶了。六丫从小就住在城里的外婆家里，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她。一种很强烈的自卑心理充满了我的心间，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很傻很土的农村野孩子！我只去过城里几次，都是父亲用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驮我去的，去看在县医院当会计的爷爷。我见过城里的、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都穿着没有带补丁的衣服，个个小胖脸儿白白的，手里好象都拿着冰棍儿在尽情的品尝……我咽着吐沫想，我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穿没有戴补丁的衣服；才会吃到甜甜的冰棍儿……（注：那时家里没有冰箱，母亲就在冬日里用铁茶缸子盛满凉水，放上几粒儿糖精，送到窗外的台子上去冻。这就是我所说的冰棍儿）
六姐也一定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一脸骄傲！
父亲过来摸摸我脑门说，还是挺热，你自己去郝大夫家打一针吧。
我一下子向后退了好几步，我说不去，就不去！
父亲的脸色一下子严肃起来，我知道父亲的脾气，接下来我的屁股就要挨巴掌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外跑。
夏日午后的阳光就象一团团看不见的棉被，紧紧的包裹着我，让我透不过气来。我顺着土墙根儿懒散地往前溜达，头脑里满是六姐的形象：像郝大伯一样高高的、脸色黑黑的？像吴大夫一样白白的、大眼睛么？还是胖胖的、矮矮的象个小冬瓜？想到冬瓜，我独自“扑哧扑哧”笑出了声，假如我们学校来了“冬瓜”当老师，那才不叫人笑死呢？
走出胡同口，拐个小弯儿，就到了支书的家门前了。那时候，我们村里都是清一色的土坯房，根本就看不到红砖的影子。看谁家富有，只能进屋看摆设，看看有几个新暖壶，有没有新打制的衣柜什么的。其实每家的伙食都是一样的，玉米面和白菜帮子，过年的时候才会吃上不掺一点小米的大米饭和酸菜猪肉炖粉条。吴大夫家我和母亲去过几回的，并不陌生。吴大夫爱干净是出了名，家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规规矩矩。能到吴大夫家串门的村民很少，也只有妈妈和生产队长的老婆张婶及学校里教导主任的老婆李婶是常客。其他人要找吴大夫，大多都是到队里的卫生所去找。所以说因为这事儿郝支书没少和吴大夫干架，你说当支书的能没人找么？其实每家的伙食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