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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样吗？，我跟他说，我说妈的是的，要不是那样我一开始就不会跟你说。”
“我现在是想了解一下在哪儿——了解一下绑架的人可能在哪儿看到了弗雷德里卡，白梅尔先生。他可能在哪儿一下发现了她并决定把她弄走的？”“她坐公共汽车去哥伦布，上那儿的那家店去看看一份工作的情况。警察说人家还确实跟她面谈了。她再也没回家来。我们不知道那无她还去了别的什么地方。联邦调查局弄到了她的万事达信用卡的单子，可那天什么使用的记录也没有。那些你全都知道，是吧？”
“关于信用卡，是的，先生，我都知道，白梅尔先生、弗雷德里卡的东西您还有吗？它们在不在这儿？”
“她的房间在屋子的顶楼。”
“我可以看看吗？”
他费了一会儿工夫才决定将铆头放在什么位置。“好吧，”他说，“跟我来。”
第51节
“好吧。”戈尔比说。他很得体地等了一会儿，接着说，“弗雷德里克·奇尔顿请求联邦把他保护起来。”
“很棒。约翰，巴尔的摩有没有人在找拉斯培尔的律师埃弗雷特。先谈谈？我曾跟你提到过他。拉斯培尔朋友的情况他可能有所了解。”
“是的，他们今天上午就在办这事儿。我刚把这事儿的备忘录传给巴勒斯。局长正在把莱克特列入首要通缉犯名单。杰克，如果你需要什么……”戈尔比扬扬眉毛抬抬手，然后退了出去。
如果你需要什么。
克劳福德转向窗户。从他的办公室他可以看到外面漂亮的景色。那造型美观的老邮政大楼，从前他的一部分训练就是在那里进行的。左＇奇‘书‘网‘整。理提。供＇边是联邦调查局原来的总部。毕业时，他曾和别的人一道一个跟一个地走过J·埃德加·胡佛局长的办公室。胡佛站在一只小箱子上跟他们挨个儿握手。那是克劳福德一生中见到这人的唯一的一次。第二天他就和贝拉结了婚。
他们是在意大利的利伏诺相识的。当时他在陆军，她是北约的一名工作人员，那时还叫菲莉斯。他们在码头上散步，一名船员隔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喊了声“贝拉”，打那以后，她就一直是他的贝拉。只有当他们意见不合时，她才叫菲莉斯。
贝拉死了。从这些窗户看出去的景也该随之改变啊，不应该是风景依旧。非得他妈的当着我的面活生生地死去！上帝啊！孩子！我知道死是要来了，可它是那样地揪人心痛！
五十五岁就强要人退休，他们是怎么解释的？你爱上了这个局，它却没有爱上你，这种事儿他见过。
感谢上帝，还是贝拉救助了他，但愿她今天已经到了某个所在，终于安适了。他希望她能看到自己的内心。
电话传进办公室，发出嘟嘟的声响。
“克劳福德先生，一名叫丹尼尔生医生的——”
杰克·克劳福德在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的办公室被油漆成一种给人压抑感的灰色，不过它的窗户很大。
克劳福德站在这些窗户那里，手拿写字板举起来对着光线，很吃力地在看由该死的点阵打印机打印出的模糊不清的一张单子；这打印机他是早就让他们处理掉的。
他是从殡仪馆来到这里的，整个儿上午都在忙活儿，一会儿揪住挪威人让人家抓紧调查那个名叫克劳斯的海员的牙科纪录；一会儿又猛地命令在圣地亚哥的连属单位去找本杰明·拉斯培尔曾经在那儿教过书的音乐学院里他的一些知交核查情况；还搅动了海关，因为海关理应检查在进口包括活昆虫在内的物质方面是否有什么违法事件。
克劳福德来到后五分钟，联邦调查局局长助理，也是新成立的由各军种组成的专门调查小组的头儿，约翰。戈尔比，就到办公室来探了一会儿头，他说，“杰克，我们都在想你。你来了大家都很感激。葬礼的事儿定了吗？”
“明晚是守灵，葬礼在星期六十一点。”
戈尔比点点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份纪念礼，杰克，是一笔基金。是写菲莉斯还是贝拉？你喜欢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写。”
“呗拉·约翰。我们还是写贝拉吧。”
“要不要我为你做点什么，杰克？”
克劳福德摇摇头。“我只是在干工作。我现在就是要工作。”
“对。”啪一记按下键，“我是杰克·克劳福德，大夫。”
“这条线路安全吗，克劳福德先生？”
“是的，我这头是安全的。”
“你没有录音吧？”
“没有，丹尼尔生大夫。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说清楚，这事儿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曾经做过的任何一位病人都没有一点关系。”
“我同意。”
“假如出什么事儿，我要你向公众说清楚，他并不是个易性癖患者，与本机构没有关系。”
“很好。答应你。绝对役问题。快说吧，你这刻板的混蛋！克劳福德真是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的，可他没有说。”
“他把潘尔维斯大夫推倒了。”
“谁，丹尼尔生大夫？”
“三年前他以宾州哈里斯堡的约翰·格兰特为名向这个项目提出过申请。”
“具体说说呢。”
“高加索种男性，三十一岁，六英尺一，一百九十磅，他来做过测试，在韦奇斯勒智力量表上做得很好——不过心理测试及面试就是另一回事了。实际上，他做的房子一树木一人测试及主题理解测试，跟你给我的那张东西完全相符，你曾让我认为那点小小的理论是由艾伦·布鲁姆创造的，可实际上创造的人是汉尼巴尔·莱克特，不是吗？”
“继续说格兰特，大夫。”
“委员会本来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他的申请，可到我们碰头来商量这事儿的时候，问题却还没有定论，因为一查背景把他给查出来了。”
“怎么查出来的？”
“按常规，我们都要跟申请人所在家乡的警方核实情况。哈里斯堡警方因为他曾两次袭击搞同性恋的男子一直在追捕他。第二次遭袭击的人都差点死掉。他曾给过我们一个地址，结果是他偶然去呆呆的一个寄食宿舍。警方在那里取到了他的指纹，还有一张用信用卡购买汽油的收据，上面有他驾驶执照的号码。他的名字根本就不叫约翰·格兰特，只是跟我们那样说而已。大约一星期之后，他就在这大楼外面等着，把潘尔维斯医生给猛地一下推倒了，只是为了泄愤。”
“他本名叫什么，丹尼尔生大夫？”
“我最好还是拼给你听吧，是J一A—M－EG…U…M…B，詹姆·伽姆。”
第52节
弗雷德里卡。白梅尔家的房子有三层楼，荒凉破败，搭盖的屋顶和墙面板上涂着沥青，天沟水外溢处，污迹斑斑，恶臭难闻。天沟里自生自长的枫树倒长得相当好，顶住了寒冷的冬天。朝北的几扇窗子都用塑料薄板遮挡着。
在一小客厅里，一位中年妇女坐在一块地毯上，正跟一个婴孩儿在玩耍；一台小型取暖器烤得房间里十分暖和。
“我太太。”他们穿过房间时白梅尔说，“我们圣诞节刚刚结婚。”
你好。史达琳说。那女的从她那个方向大概像是笑了一下。
到了走廊又冷了。四处堆的是齐腰高的箱子，把空间占得满满的，彼此间只留有容人经过的通道。纸板箱里装得满满登登，有灯罩、罐头盖儿、野餐食品篮、过期的《读者文摘》和《国家地理》杂志、厚重的老式网球拍、床单枕套、一盒飞镖圆靶，经及用人造纤维做的汽车椅套，印着五十年代那种花格子图案，散发出浓烈的老鼠尿的气味儿。
“我们很快就要搬家了。”白梅尔先生说。
靠窗户放着的那些东东西被太阳晒得都褪了色。箱子堆地那儿多少年了，岁月一长，中部都鼓了出来。穿过房间的路上胡乱摆放着几块地毯，已经被磨穿了。
史达琳随弗雷德里卡的父亲爬上楼梯，阳光照在楼梯的扶手上，斑斑驳驳。在寒冷的空气里，他的衣服散发出陈腐的气味儿。楼梯井顶部是塌陷的天花板，她看到阳光穿过其中直照下来，堆放在平台上的箱子都用塑料板盖着。
弗雷德里卡的房间很小，就在三楼的屋檐下。
“还用得着我吗？”
“过会儿吧，过会儿我想跟您谈谈，白梅尔先生。弗雷德里卡的母亲怎么样？”案卷上是说“亡故”，却没有说何时亡故。
“你问她怎么样是什么意思？弗雷德里卡十二岁时她就死了。”
“我知道了。”
“你刚才是不是以为楼下那位就是弗雷德里卡的母亲？我都跟你说了我们圣诞节才结的婚。你就是那么想的对吧？丫头，我想你们警察总是在和与我们不同的一类人打交道，都已经成习惯了。她根本就不认识弗雷德里卡。”
“白梅尔先生，这房间是不是基本上还是弗雷德里卡离开时的样子？”
他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