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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搬新房的这一天，我叫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过来小坐，让他们也分享我这么多年奋斗的成果。
崔永生看到装修一新的新房，尤其是看到那个书房，啧啧说一介书生能拥有一方天地读书写字那是最大的享受了。
“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我自己的新房。” 崔永生一面在我的皮椅上晃荡一面由衷地说。
“你当时怎么没有弄？”刘闯也很羡慕，看着我一墙的书籍，问崔永生。
“咳。我哪里有钱？”崔永生叹叹气。
他的情况我知道，虽说近一两年我们的工资加了几次（我们的工资差不多），才700多元，加上点差旅费、超时工资、加班费什么的补助也不过千把块钱。但主要这些年来崔永生就是靠着他那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他妻子在粮食部门上班，早在几年前就下岗了，生活费只有100元。而在1999年他又不幸患过一次乙肝，治疗费就花了两三万元。还有个小孩，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崔永生喘不过气来。所以别说买房，连生计都得考虑，他目前仍住在“母子间”。
“你这小子是不是一到温和派出所就他妈腐败了？”崔永生正色道。
“我腐败，我到温和派出所才不过一年，不瞒你们讲，这套房子包装修花了将近八万，借钱就借了一大半，你们算算，我夫妻俩两个人加起来的工作时间有11年了，11年存四万元，多吗？我们还是省吃俭用，能存到这个数字就已经不错了，这还多亏前两年她在师范的时候福利还不错，我呢，这么多年在派出所在机关就是省了不少伙食费。现在在派出所一天到晚在外面吃饭，这倒是真的。除此之外，其他有什么收入？”
“天天在外面吃，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弟嫂呀，戈冰剑回来你是不是和他背靠背呀。”
“他又不喝酒，这你是知道的。”苏蓉结束了这么多年的鸽子笼生活，住亮堂堂的新房了，心情格外的愉快。半年过去了，她渐渐地也习惯了在沙溪初中当一个普通的教师。
“你小子肯定腐败，在县城这么块风水宝地，求你办事通融的人肯定蛮多的。”刘闯笑。
“其实作为我们警察来讲，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腐败的机会，只不过有些方面人家大贪不屑一顾而已，你们敢说，天天吃人家的饭，受人家的烟就不是腐败？”我说。
“说句实在话，我在派出所也呆过，现在在法制科呆，完全也有机会腐败，但我不敢也不能腐败呀。1997年
，那时我还在派出所，正好秉公处理了一件伤害案，一方的当事人以为我帮了他，就悄悄地来到派出所找到我，拿了一个信到丢给我。我莫名其妙地打开一看，800元现金赫然在目。你们猜我怎么着？”
“悄悄收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故意说。
“800元那时还算比较多呢，不收白不收。反正帮了人家的忙，人家感谢你而已。这又不是刑事案件，又不烫手。” 彭勇参观了半天，之后笑着说。
“当时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送钱给我，我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明明是依法办事，我也不存在帮哪一个，怎么居然就有这样的好事登门，由此可见，我们公安的有些人权利不知道有多大，我当时想都没有想，就把钱当面将信封丢还过去说：我收了你的钱，人家怎么看我？你怎么看我！你不要以为是我帮了你，是法律帮了你。”
“你真的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我调侃他。
“如果换作是你，你会吗？”崔永生反问我。
我摇摇头，虽说从警至今，几乎没有什么人给我送礼，但到了温和派出所之后，就在前不久碰到了这样一个机会，那是在处理一个打架斗殴的案件的时候，我曾经在沙溪派出所时候的一个熟人一大早找上我的门，说了要求关照他那被抓的侄子的来意之后，往我沙发上扔下一个信封就走，我也是想都没想，连忙抓起信封追出去争了半天才将信封给回了那熟人，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信封里到底有多少钱，1000元？2000元？鬼才知道。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反正我是这样认为，我们干公安的，犯不着为了几个钱而被犯罪嫌疑人的家属牵着鼻子走。我听说不久前在我们省里的一个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刑警支队的几个人被一个家伙拖下了水，平时也只不过吃吃喝喝，得了一点金银首饰、衣服手表什么的，可最终都被那个家伙害了，听说还判了刑。你想想看，我就算他一个人得了一万元好处，可为了这一万元成了阶下囚，位置、职业，什么都没有了，他划算吗？”我继续说。
“你说为什么有人有这么的大的胆子敢去收人家的黑钱？”彭勇装不懂样。
“之所以会造成收黑钱吃拿卡要的情况出现，这还得从我们警察的权力上说起。警察拥有两项众所周知的权力。第一是刑事拘留，在公民没有被法院判决的情况下，即可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第二是劳动教养，也是未经法院判决，就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期限超过刑事拘留。在这两项权力中，显然劳动教养的性质远远恶劣刑事拘留，因为劳动教养给与公民的惩罚甚至可能超过法律给与犯罪人的惩罚，但刑事拘留的行使却更为普遍。”崔永生抢过话头侃侃而谈，人在法制科呆，一点到晚跟法律打交道，看样子精通了不少。
“还有治安处罚方面因为处罚额度的弹性也有很大的权力。”我插了一句。
“那方面的权力就不说了，单说刚才说的那两项权力。有些人在行使以上两项权力时，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需要非常充分的证据，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这就是产生腐败的根源。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的判断都正确，也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毫无私心。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些违法犯罪分子的家属为了不被刑事拘留或者劳动教养，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有决定权力的领导，这个领导可以是局领导，也可以是刑警队长、治安科长、法制科长、派出所长，这些有权力的领导或许会碍于情面或许会为了单位的利益甚至为了个人的私利，就会使手中的权力出现“寻租”现象，导致以罚代刑、以罚代教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几年前的确很普遍。”
“所以一些人就因此收了不少的黑钱！”我愤愤地说。
“我当初叫你去当所长你不去当，再怎么样，所长手上还是有些权力的。”彭勇似乎有些遗憾。
我不屑一顾：“你呀，看来只会想到好处，要是你当了所长，我看你会出问题。”
“我连真正的警察都不是，还能够什么出问题？”说到这里，彭勇有些气馁了。
“袁民的事情你就忘了。”我抢白了他一句。
说起袁民，大家心里就明白了，他原来是温和派出所的副所长，平时常跟一些家伙混在一起，帮他们办了一些案子上的事情，得了一些好处，哪里晓得后来一个家伙翻脸，告他一状，说他受贿，检察院一查，乖乖，两下就招了，最后认定一万多元，这不，判了一年徒刑，缓期两年执行，落了个身败名裂的地步。
彭勇点点头，没有吱声了。袁民受贿这件事成为新安县公安局第一起警察职务犯罪的鲜活例子，被经常性地挂在一些局领导嘴上。
“不过现在比以前要规范多了，再加上教育整顿、三项教育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人比以前也要老实多了。就拿办一个刑事案件来说，原则上不存在什么个人说了算了，办案民警接受案子立案后，然后所长（队长、科长）签字，法制科长审核，分管局领导审批，然后报捕，移送起诉……每一步都要经过好多关口，大的案子还有局长签字认可才能由法制部门开出法律文书执行。这种五级办案制在某种程度上杜绝了一些权力因素在里面作怪。如果要取保候审或搞劳动教养的所外执行，那是非得上局长办公会不可，否则你就是违规。你想想，一个案子从到到尾运作下来，办案单位、法制科、党委会、检察院批捕处、检察院起诉处，那么多环节那么多眼睛盯着，谁敢说放人就把人放了，谁又能保证别的部门就不来干涉，除非你买通了所有部门或者更为高级的领导。”
“所以在我看来，秉公执法、依法办事毕竟是发展的主流，但吃拿卡要甚至收黑钱的现象要想在近期内杜绝，这不可能也不现实。毕竟再这么样，毕竟你是警察，握有一定权力的警察。这里面还有个时间过程。”
“所以人还是要老实一点，老实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会吃点亏，但最终还是会有好报的。”崔永生一番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