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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一个劲儿地扑向梅林、扑向梅花、扑向她在北方从未见过的这真实的图画。她不顾有点滑的泥泞的路，不顾北方吹来的还有一点割面的风、不顾从天上一直筛下的像米糠般的雨，在坑坑堡堡的梅林中走上走下，看来看去，闻这闻那。看不够这早春的花，闻不够这遍地的香。“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支五支花。”唐朝本家李山甫早就为二十世纪的后辈描绘了今天这个情景。如糠的细雨撒在花上、叶上慢慢汇集成水珠，最后从花瓣上、叶片上滚了下来。她像个小孩儿，用手、用头、用嘴去接这一个个像珍珠般的水珠。晶莹的水珠湿了她的头发、湿了她的脸庞、湿了她的上衣、湿了她的长裙。
为了纪念那次在梅花盛开时置身于树中、花中、雨中、风中的美好感觉，为了感谢梅树的慷慨，为了……不知具体是为了什么，反正，从那次回到城里后，她和阳昆就商量好了，今后有了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叫梅子……
“砰、砰砰〃房门发出了响声。
不再沉默
仲秋气不打一处来。此时看什么都不顺眼。他端起茶杯，咕嘟咕嘟喝了个底朝天。他想抽烟，可是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人，找不到烟。他真想找一个人发脾气，来一点国骂，找一个东西来泻愤。终于，他抓起了几张废稿纸三两下撕成了碎片。这才稍稍解了点气。
“叮——”电话机讨厌地叫了起来。他不想接，任它叫。可是，它就不停，仍执著地叫着。仲秋气了，抓过耳机，气冲冲地问道：“找哪个？”
“我找仲记者。”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个时候你来凑什么热闹？不想和陌生人讲话。他对着话筒吼了一声：“他不在〃然后“咣”的一声，将耳机压上了。
“叮——”电话铃又叫了起来。仲秋背靠在椅背上，看着电话机，听它叫，就是不接。它叫累了，停了。仲秋出了一口气，脸上显出一丝苦笑。他正要想什么，那电话铃声又急迫地叫了起来，叫得人心烦。他气得不行：你不想接电话，它偏接二连三地来，有时候你心绪好，想接电话，却一个也不来，甚至打出去的传呼也没有人回。等那铃声刚一停，仲秋伸手把耳机取下搁在了一边，从心里说道：谁的电话也不接。
猛然，他脑子里一个念头蹦了出来：会不会是昨晚上那个被强暴了的女工李、李一凡？离开她家时，曾对她和她的丈夫说过，要赶写一篇报导，抨击和揭露那个坏家伙，让姐妹们提高警惕。还丢下一句，你们等着看明天的晚报吧。是不是他们打电话来问情况？可是……该死！仲秋全身打了一个颤。万一她又打来呢？他急忙地把耳机放回原处。可是，要是她或她先生真打来了，该怎么回答呢？
自当记者以来，尽管他写的文章“生”不由己，被一层一层的领导枪毙不少，一向抱着“写不写是我的责任，用不用是你的权力”的态度的仲秋从来没有现在的沮丧。他觉得自己被羞辱了，正义被强奸了。自己的形象——那个读者们有口皆碑的为市民、为正义说话，揭露丑恶、鞭打黑暗的大记者形象犹如江边沙堆成的塔在江水的冲击下刹那间轰然倒下。自己多年来用心血、用文字塑造起来的大记者形象原来是个沙雕！一个柔弱的遭侮辱与损害的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那张不到二两重的报纸，而是舆论的道义的支持。伸张正义，是世界上一切传媒责无旁贷的义务！等了十多个小时，如果等来的是空空如也。他的心揪紧了！
仲秋眼光在房间里像蛇一般游走了一阵，最后游出玻璃窗，外面，被一幢幢高楼蚕食了的天空瓦蓝瓦蓝的，如丝如缕的白云从北向南横布在上面，一架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白光的民航飞机在云下滑过，就要在城市南边的机场降落。他的心却随着轰隆的飞机引擎声穿过了历史的云烟，去迎接另一个蹒跚着向他走来渴求援助的被侮辱与蹂躏的女人：那是一九八八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妻子和女儿上街买东西去了，他一个人在家写一篇通讯。正在为一段描写字斟句酌之时，寂静的房间里响起了“砰砰”的声音。是猫儿在翻东西？家里没有猫儿。是耗子在捣蛋？家里没有发现过那东西。仲秋仄耳细听，那声音又响起来了。是从房间大门上发出来的。
仲秋皱了一下眉头，搁下圆珠笔，侧脸问道：“谁？”
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细而无力：“我找仲记者。”
仲秋听说是找自己，将门拉开半边，立在门边半靠着。门外站着一个瘦弱的女人：身高不足一米六，风都吹得倒的身子裹着一件皱巴巴的短袖衬衫和一条颜色、质地和衬衫完全不相同的还打了补丁的裙子，齐耳短发犹如干草，尽管主人用了七八根样式不同、大小不同的发夹压住，但没有光泽的丝丝发丝还是乱飞。两颊凹陷，因而更显得颧骨凸出，嘴巴也被凹下的脸颊挤得有点尖，薄而小的双唇没有一丝血色，两眼大而无神，两个眼泡发青，一管挺直的鼻子只有一张皮包着，额上趴着一根根零乱的皱纹，皮肤蜡黄得犹如才涂了一层菜油。皮包骨头的左手提着一个破旧的黑色塑料包。仲秋心里暗想：这是个什么人？是从垃圾堆里走出来的还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打从当记者起，他和各种人都打过交道，可是还没有面对过这样的人！她是干什么的？……一个个问号在他脑子里转。
“你是仲记者？”女人先发问了。
仲秋从问号中脱身出来，问道：“你有什么事？”
“我，”女人抖抖索索地从塑料包里摸出一个信封，递向仲秋，“这是熊总写给你的信。”
仲秋一时懵了：“哪个熊总？”
“龙山机器厂的总工程师熊为人，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说他认识你，说你是个敢说真话的大记者。”
一个他并不认识的全国人大代表、总工程师对自己有这番评价，仲秋心里有一份满足。一个记者不管你在单位上怎么样，只要社会承认你，读者给你好的评价，你就应该满足，你就没有白过人生。仲秋接过信，取出信纸，很快看起来：
我是龙山机器厂的熊为人、全国人大代表。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的文章我几乎篇篇都读过。那次，你到我们厂来采访，为厂的二期工程上马被人为阻碍呼吁，得到市领导高度重视，很快解决了。我们全厂都很感谢你。你是一个敢讲真话、敢与邪恶作斗争的记者。因此，我将这个受苦受难的女人介绍给你，请你给她呼吁、伸冤。
她叫许琼，原在市通联公司财务处工作。是文革结束后财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她按照安排到公司值班。半夜，被早已打好主意的公司经理朱誉群强歼。第二天，她去派出所报了案。过后几天，公安人员找了她，也找了朱誉群。以后就没有下文。她去催，派出所说已移交上级部门。她又去找市妇联，妇联的同志很热情，八方为她奔走，而且直接找了检察院。后来，市检察院的同志还来找过她，反复讯问了有关情况，还将她保存的最好的物证——被朱誉群撕烂了的内裤（那上面还有朱誉群的精液）——交给了来人。三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下文。朱誉群照当经理和党委书记，每天照样趾高气扬。奇怪的是“七。一”那天，他还被授予市先进共产党员。她多次去问，得到的答复都是“你不要急，我们还在调查了解，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这件事她不敢告诉他，只有自己默默地承受。朱誉群找过她，要她不要再告，说：“你只要不再反映。我们一切好说。给你加两级工资，给一大笔奖金，要不，让你去日本探半年亲，等等。否则，有你的好戏看。”她不相信，她要斗到底。现在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了。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要用法律来捍卫自己、捍卫自己的尊严。
她想得太简单了。一张罪恶的网已经向她撒来，一个挖好的陷阱已经移到了她的脚下。那年秋天开始的“严打斗争”将她作为暗娼抓了进去。她一再反映、申诉，但有好几个证人的证词，特别是盖有公司大印的《关于许琼卖淫事实的说明》的揭发材料，更不容她反驳了。不信组织的信谁的？许琼被判刑四年，送到监狱服刑。远在日本的丈夫得知这事后，二话没说，提出了离婚。
许琼服刑满后，回到了这个生养她的城市，发誓要告倒朱誉群，要洗�